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原标题为“古往今来名利观”

　　对名与利，历来就有着决然对立的看法。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是一种看法。然而，“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义而已，何必曰利？”又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古训。

　　它有点像性爱──人人需要，却又一直为正人君子或道学之士所羞于启齿。

　　到了我们[WoMen]的革命年代，“名利思想”几乎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同义语。与此同时，我们[WoMen]又一直在开展立功授奖运动。

　　一个[YiGe]时代的名利观，是一个[YiGe]时代物质基础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产生它的物质基础。回顾一下它的过去，看看它的现状，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

　　许多人以为孔孟是反名利的，这是误解。

　　《孟子》里有句话叫做：“食、色，性也”。

　　食与色是人的本性，名与利呢？即使不说它是人之本性，也是人之本性的自然或必然延伸。前者是来自人的动物性，后者是来自人的社会[SheHui]性；前者是为生存与延续，后者是为了更“理想”更“惬意”地生存与延续。

　　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KongZi]，就十分看重名。孔子[KongZi]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孔子[KongZi]认为，人活一辈子，没有[MeiYou]可称道的名声是最可悲的！“不患莫知己，求为知可也”。他又说，不要怕人家不知你的大名，能努力在可以[KeYi]扬名的本事上下功夫就可以[KeYi]了。他还说：“后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意思是说，年轻人是可畏的，因为不知道他将来会发展成多么重要的人物。但若到了四五十岁还没出名，也就不值得敬畏了。显然，孔子[KongZi]还认为成名不能太晚，晚了，过了成名的最佳年龄段，成名的希望就不大了。

　　孔子[KongZi]还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篇》）意思是说，在他那里学习三年，还不能做官吃俸禄的话，是很少见的。从这句话可以[KeYi]看出，孔子[KongZi]不仅看重名，也同样是看重利禄的。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载：有人问孟子，古代君子也想做官吗？孟子说，当然。接着，他就举了孔子[KongZi]的例子，说“孔子[KongZi]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说孔子[KongZi]三个月没有[MeiYou]官做，就惶惶不安，就要带上礼品出国活动官做）孟子这样说，不是糟蹋孔子[KongZi]，是从君有志于治国安邦这一角度说的。孔子[KongZi]自己也一再说过：“学而优则仕”；“诺，吾将仕矣（我要做官了）”；“学也，禄在其中矣”，努力学习，就有官做了；“吾其匏瓜也哉？”我难道只是个中看不中吃的匏瓜吗？有了合适的官，我当然是要做的！

　　名与利，特别是名，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十年寒窗为什么？不就为了“一举成名天下闻”吗？读书人太看重名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名是一个[YiGe]人“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的必要条件。对于利，司马迁更是最早承认求利是普遍人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千古名言，就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的。“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王、侯尚且怕穷，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看起来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大白话，然而，班固正是因为这些观点，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指责司马迁的这些论点是背叛圣训，说他只是个只知崇拜势力与金钱的人。其实，这正说明司马迁能见人所未见，敢言人所不敢言。

　　司马相如因无名而且穷，被老丈人瞧不起，决心去长安闯出名堂来。他路过成都成仙桥题字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表示不坐上四匹马拉的红色车子，就不回来了！在当时，坐这种车子就像如今坐“大红旗”、“大奔驰”一样，是高级官员、大富豪才可以[KeYi]坐的。他当年的这些大话，不仅没人嘲笑，反而被看作胸有大志的表现。

　　陆游在《夜游宫》里说的：“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既表现了求名的急迫，又表现了求名的执著。《长相词》云：“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时不似名，名成天下惊。”反映了读书人既重名又重利，相较而言，更看重名的心态。明代有个“金榜题名”后的顺口溜：“起它一个[YiGe]号，刻它一部稿，坐它一乘轿，讨它一个[YiGe]小”，号和稿是名，轿和小老婆是利，生动地表达了士子们的追求。

　　荀子说：“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非相》）

　　自然也有不同的调子。李白在《行路难》里云：“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少年行》云：“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只不过是在屡经坎坷、迭遭挫折后的消极情绪罢了，这并不能否认他一生对名的强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