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RiBen]国的宪法规定不容许保有军队[JunDui]。遵照宪法这一[ZheYi]原则，日本[RiBen]不能保存军队[JunDui]组织，因此应该没有必要担心文民统制（文民对军队[JunDui]实施的统治）。但是，事实上，日本[RiBen]拥有约24万名陆海空官兵的名曰自卫队[ZiWeiDui]的军队[JunDui]。不管怎样，确实存在的这一[ZheYi]武力集团必须置于文民统制•监视之下。因此，建立健全文民统制制度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必须强化文民统制的机能，重新对民主主义和军队[JunDui]共存的是非问题加以讨论。日本[RiBen]真的有必要保有自卫队[ZiWeiDui]吗？假如说有必要的话，那么必须探讨需要什么样的组织？需要多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但是，可以说现在的文民统制陷入功能不彰的状态，这么说并非言过其实。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卫队[ZiWeiDui]制服[ZhiFu]组对文民政府的“反抗”。更确实地说，是统治自卫队[ZiWeiDui]制服[ZhiFu]组的文民（=政治家和一般市民）方面潜伏着重大的问题。

　　自民党众议员、曾历任防卫厅长官、防卫大臣等要职的石破茂，在2003年（平成15年）任防卫厅长官时召开的一次自卫队[ZiWeiDui]高级干部会议上训示道，自卫官就有关政治问题“陈述意见是权利、是义务”。前航空自卫队[ZiWeiDui]幕僚长田母神领会遵从了这一[ZheYi]训示，在自卫队[ZiWeiDui]内部杂志上写道，陈述意见“因为是义务，意识到问题而不发表意见的话，就是不履行义务”。并且还说，“栗栖发言（栗栖弘臣，曾任陆上幕僚长），当时说的话成了问题，但是今后不说会是问题”。

　　石破长官（当时）的这一[ZheYi]训示，不禁令人想起战前促成军部向政治介入的“南次郎（1874—1955年）的训示”。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南次郎于1931（昭和6年）年8月4日在军部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训示道，为了积极解决满蒙（满洲•蒙古）问题，军人有必要参与政治。在此之前，要求军人保持政治中立，但是以南的训示为契机，军部公然介入政治。满洲事变，是这一[ZheYi]年9月18日驻扎柳条湖的关东军策划而引发的，这应该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吧。

　　另外再举一例。2004年6月16日，在防卫厅长官和防卫厅内部部局干部、以及统一幕僚会议议长为首的制服[ZhiFu]组干部出席的会议上，海上幕僚长古庄幸一（当时）提出重新考虑文官对制服[ZhiFu]组的统治（文官统治）时，石破防卫厅长官（当时）回答道“有必要研讨”，对海军幕长的建议表示了积极的肯定。

　　随着东西冷战体制崩溃，自卫队[ZiWeiDui]所假定的敌对国消失了，但是之后，自卫队[ZiWeiDui]参加柬埔寨以及东帝汶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向印度洋以及伊拉克派兵等积累了一些“实绩”，在强化日美[RiMei]同盟的政治中，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作用，增强了发言力。这期间，桥本龙太郎内阁对日美[RiMei]安保重新定义，开始充分发挥自卫队[ZiWeiDui]的作用。在此之前， 根据“事务调整训令”，禁止自卫队[ZiWeiDui]制服[ZhiFu]组与国会议员以及其它省厅官员的联络交往，桥本内阁废止了这一[ZheYi]训令，从而导致了制服[ZhiFu]组和政治家接触的机会增大。进而，2001年9月11日美[RiMei]国“同时多发恐怖事件”之后，以协助美国担负“对抗恐怖的战争”的部分任务为正当理由，自卫队[ZiWeiDui]参与政治的机会遽然增大。

　　本来，按照防卫省内部部局的立场应该对制服[ZhiFu]组加以控制，可是由于前防卫事务次官守屋武昌的渎职事件，出现了管理上的漏洞和空隙，在此情况下出现了田母神的问题。在这些各种因素相互牵连交错中，可以看出，自卫队[ZiWeiDui]制服[ZhiFu]组公开表明政治主张，想要瓦解文民统制。根据现在正在研讨中的防卫省的改革方案，直接辅佐防卫大臣的职位不仅任用文官也启用武官。也就是说，由政治家的意志决定选用文官和武官，两者处于同等地位。如果这一[ZheYi]方案实现的话，文官•文民对武官的统治所意味的文民统制将进一步形同虚设。再进一步说，就是意味着武官对政治介入的制度化。近年来，政治家和官僚的领导能力明显“劣化”。不仅是防卫省的官僚，退休金问题等政府官僚的违法渎职行为等有目共睹令人愤慨。在这种状态下，武官想要乘机进入政治舞台，如果对此容忍放任的话将是十分危险的。

　　通过上述的自卫队[ZiWeiDui]和政治家的关系来看，令人感到以“昭和”初期的二十年为原型的“日本[RiBen]帝国”，经过“平成”时期的二十年在重新复活。对此，我们不能只是感到惊恐不安或漠然旁观，为了承担应尽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责任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呢？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再次扪心自问的时候了。这也正是贯穿于本书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