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大臣督导省级官员。康熙[KangXi]朝大部分期间，中国[ZhongGuo]划分为十八个行省，各省由巡抚主政——这十八个省又分成六个单位，各设“总督”一人管辖。省之下置“府”，府下设“县”，由知县主政，全国共约一千五百位知县。当时中国[ZhongGuo]的实际人口数约莫一亿五千万人，粗略估算，平均每位知县下辖十万人。知县在地方皂吏的辅佐之下，负责征课每年总值约二千七百万盎司的白银；这笔税收征集自相当于九千万英亩的农耕地。知县还负责执行法律与维护秩序，以及初步简拔受儒家典籍熏陶的年轻学子。这是中国[ZhongGuo]官僚体系独步于世的特质：经府、州、县科考录取者是为“生员”；经省级“乡试”科考录取者是为“举人”；二三百名举人参加每三年一试的“会试”而及第者，是为“进士”，其中佼佼者，得以高升入帝国的儒学重镇“翰林院”，从事研究与文艺的工作。举人与进士大抵能在京城或各省官僚体系中历任要津，扶摇直上。

　　对康熙[KangXi]而言，“治”意味着对整体帝国的经济和文教结构，乃至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们[TaMen]人格的启发与形塑，承担终极的责任。对康熙[KangXi]治理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无疑是“三藩之乱”这场涂炭生灵的内战，这场乱事缘起于康熙[KangXi]十二年，延宕八年之久。这三位藩王分别是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朝廷为了酬庸三藩王在崇祯十七年间襄助满人推翻明朝，在中国[ZhongGuo]西部、南方赐封他们[TaMen]大片领地，他们[TaMen]在各自领地的经略形同独立王国。康熙[KangXi]十二年，在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康熙[KangXi]决定撤藩，让吴三桂和其他两位藩王离开他们[TaMen]的领地寓居关外。康熙[KangXi]不顾群臣的极力反对，一意孤行执意削藩，结果正如群臣的示警，掀起了一场羁延多年、民不聊生的动荡，几乎葬送了康熙[KangXi]的王朝。

　　虽然乱事在康熙[KangXi]二十年终告平定，但康熙[KangXi]仍以三藩之乱为炯戒，为他的率尔定夺深感自责，并常以此事为殷鉴，申明睿智的决策是何等困难。黎民百姓在动乱期间的哀鸿遍野烙印他的心头，就如同兵勇的拖沓一样令他勃然动怒；于是在叛乱敉平后，康熙[KangXi]对领兵兴乱的首酋严惩治罪。不过，康熙[KangXi]是依大清律例之叛乱刑责裁夺定罪，而非乾纲独断。康熙[KangXi]对死刑案件的普遍关切，提醒我们，中国[ZhongGuo]人的断案并非恣意妄为：大清律例精致细腻，为各级朝廷命官提供审判时法条解释和诉讼程序的依据。（类似的管理措施，也存在于一体化、标准化的繁杂课税机制。康熙[KangXi]五十一年，康熙[KangXi]谕令冻结“丁”税的税额，作为后代税赋的定额标准，以彰显中国[ZhongGuo]国力的昌盛，并抑止朝廷挥霍无度的开支。）

　　第三个范畴是“思”。在这一章里，我们走出皇帝[HuangDi]践行和常理的世界，转进他在面对史无前例的现象时难以捉摸的反应。根据康熙[KangXi]的认知，成功的思想有赖于心灵的开放和弹性因应。这有别于正统理学家所标榜的严守知识法度，扬弃无谓的冥思空想及对道德统整性的坚持。康熙[KangXi]对理学家的学说，自然大表推崇、身体力行，儒家典籍也能琅琅上口，宋朝大儒朱熹的“格物”之理信手拈来，一如他频频征引阴阳法则和《易经》之说；但康熙[KangXi]还称不上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大师。相反，康熙[KangXi]的特质在于求知欲旺盛，始终浸淫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终其一生，他在不同的阶段对几何学、机械学、天文学、绘图学、光学、医学、音律、代数都表示过兴趣；在这些[ZheXie]和其他学术领域，推动工程浩瀚的学术和百科全书计划。他在造访孔子故里和墓地时的表现，可见他即便在庄严肃穆的礼仪场合，也毫不掩饰对知识的渴求；在与罗马教廷特使的对话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康熙[KangXi]纵然大发雷霆，也无碍于他对新知的探究。

　　这位罗马教廷特使多罗（Maillard de Tournon）的颉颃，令康熙[KangXi]左右为难。自御极以来，康熙[KangXi]即对耶稣[YeSu]会传教士赏识有加：他对耶稣[YeSu]会传教士在力学、医学、艺术与天文技艺的造诣推崇备至，并延聘他们[TaMen]到宫廷主持几项工程。耶稣[YeSu]会传教士的制图家勘绘中国[ZhongGuo]地图，耶稣[YeSu]会传教士的大夫于康熙[KangXi]巡幸时随侍在侧，耶稣[YeSu]会传教士的天文学家在朝廷历局里供职。举凡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安多（Antoine Thomas）、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耶稣[YeSu]会传教士均位居要津，深受康熙[KangXi]宠信，这全有赖于这批耶稣[YeSu]会神甫博学多闻，唯康熙[KangXi]之命是从。但如今多罗捎来讯息，披露罗马教宗有意钦命一位深受教廷信任的专家为驻北京特使，俾以捍卫教宗的宗教权益，确保中国[ZhongGuo]的“异端”毒素不至于渐次玷污在华的礼拜仪式，并严加约束在华传教士的行止。康熙[KangXi]的响应态度坚决，在道德和宗教领域，他必须维护中国[ZhongGuo]皇帝[HuangDi]的传统权威：他要求耶稣[YeSu]会传教士臣服于他，只能由他们[TaMen]当中他所稔知、信得过的人来监督他们[TaMen]。康熙[KangXi]告诉耶稣[YeSu]会传教士及其他教会的神甫，他们[TaMen]唯有“具结”申明他们[TaMen]了解、接受康熙[KangXi]规范的祭祖祀孔仪礼，才得以续留中国[ZhongGuo]。拒绝签署保证的人将被逐出中土。同时，康熙[KangXi]也断然否决了教宗在北京派驻个人使节的要求。

　　康熙[KangXi]将过去视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他对于当今所谓的“口述历史”深感兴趣，执意广搜博采各方数据，编修前明历史。为了这项计划，康熙[KangXi]延揽了一批仍眷恋前明皇帝[HuangDi]的异端宿儒，这些[ZheXie]人士视满人为篡夺江山社稷的外族；为了延揽这批儒士编修明史，康熙[KangXi]还破格特开“博学宏词”科，充分展现了他的弹性与机敏。但是康熙[KangXi]的宽宏大度并未推及斐然出众的散文大家戴名世。纵然戴名世只是在为前朝著书立说时，严守随心所欲探索历史这一原则，他还是因文字狱遭康熙[KangXi]谕令处决。康熙[KangXi]的思想终究难以超脱政治的藩篱。

　　但政治同样无法逾越肉身的局限，第四章“寿”这个[ZheGe]范畴，力图刻画康熙[KangXi]是如何意识到肉体的孱弱，并将这样的体认转化为对饮食、疾病、医学及追忆的癖好。令人诧异的是，康熙[KangXi]竟然公开自曝生理与心理的耗弱——显而易见，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他意欲博得众人的同情，并在千钧一发之际争取众人对他的拥戴，但诚实也是康熙[KangXi]重视的美德。在康熙[KangXi]统治时代的中国[ZhongGuo]，敬老与孝道乃是高度仪式化的行为，必须在某些特定场合透过独特的仪式、态度来彰显。或许是自幼双亲俱亡的缘故，康熙[KangXi]时常悖乎寻常地公开流露对祖母与儿子胤礽的情感；从残存的零星信笺里可以窥知，康熙[KangXi]这种挚爱之情，无论是公开或是私底下都显得表里如一。康熙[KangXi]对于病灶十分敏感：他知晓身体衰弱的迹象是难以遮掩的，但也深知求助医疗之道来克服身体衰弱是人之恒情（若是可行，乞灵于宗教、方术也未尝不可）。康熙[KangXi]时代的中国[ZhongGuo]，靠着汗牛充栋的诊疗处方及详尽药典的医疗行为，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康熙[KangXi]固然深知肉体之躯终难摆脱日渐羸弱的阴霾，但一如在其他自然科学的领域，这位皇帝[HuangDi]也一时兴起、沉湎其中，满足猎奇的欲望。

　　康熙[KangXi]唯一能抗衡肉体之躯灭亡的是名留青史、垂范万代。康熙[KangXi]共生养五十六个皇子；其中只有一子是皇后所生，康熙[KangXi]对于这个[ZheGe]皇子胤礽寄予殷切的厚望，溺恤有加。胤礽身为太子，受到悉心栽培。但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胤礽，终难跳脱宫廷拉帮结派的腐败生活纠缠，满人贵族的世袭阶序因而被打乱。满人军事制度是康熙[KangXi]的曾祖努尔哈赤在辽东一手创建的，由名为“旗”的八个军事单位构筑而成，康熙[KangXi]统治年间，八旗制度依然分别由大权独揽的豪族将领操控。这些[ZheXie]将领挖空心思博取皇太子的欢心，他们[TaMen]的图谋遍及各级满人官员，甚至汉族封疆大吏也难以置身事外。派系政治构成了第五章“阿哥”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