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KangXi]借助富甲一方、权倾一时的叔父索额图之力，于康熙[KangXi]八年挫败了飞扬跋扈的摄政王鳌拜。三十四年后，康熙[KangXi]未经审判即将索额图投进死监；又五年之后，索额图的六个儿子也踵继其父后尘。京城步军统领托合齐及一干心腹等，也于康熙[KangXi]五十一年遭处死。康熙[KangXi]晚年连番激烈的争斗与苦闷不堪的谕旨，引领我们通向爱恨交织的曲折世界，他的殷殷期盼显然已大大落空；一个向来睿智、幽默的人，瞬时变得既歇斯底里，又冷酷无情。康熙[KangXi]曾暗示自己恐有遭暗杀之虞，还一度揣测爱子胤礽耽溺于断袖之癖，这点尤其令他生厌：他下谕处死到过胤礽宫邸的三个膳房和若干侍童，密令暗中追查牵连江南鬻童案的“第一等人”，要他的心腹侍卫作证表明永保皇家躯体的“至洁”。但诸如此类的其他事件大抵纯属含沙射影，在“阿哥”这章里，我们将超脱历史档案的记载，深入康熙[KangXi]绝望的内心世界。

　　在风格、架构方面实验良久之后，我决定透过康熙[KangXi]之口，以自传体的形式来剪裁前述各项素材。不过，无论是统整我所搜集到的零散资料，传达康熙[KangXi]的率性而为，或勾勒他在公开及私下场合凝思中自我审视的起起伏伏，采用这种自传体形态似乎是最佳的尝试（在这方面，现今有几本上乘的历史小说，特别是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撰写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在这本书[BenShu]中，我尽可能忠于史料记载的康熙[KangXi]语言，仅摘选能真实呈现康熙[KangXi]观点的用语、词汇、段落，而不刻意加油添醋。（在“注释”里，我将一一标明征引的出处。）由于因缘凑巧，以及皇帝[HuangDi]本人性格使然，为后世遗留下的丰硕史料，对我这项智识重建的工作裨益良多。身为满人的康熙[KangXi]，青少年即学习汉文，他那简洁流畅、坦率抒发的笔触，相较于具备丰富语言学养而纵情于绮丽浮夸、好用典故之文学风格的文人（或者皇帝[HuangDi]），显得独树一帜。康熙[KangXi]冲龄时即受制于顾命大臣的淫威，使得他与祖母及一班侍卫、大臣异常亲近，甚至对顾问行等少数几位宦官信赖有加。康熙[KangXi]习惯不拘形式地给这些[ZheXie]人草拟信笺，1911年清朝覆亡之时，清宫里发现了数百封以汉、满文书法撰述的康熙[KangXi]信笺和断简残篇，本书[BenShu]在“附录一”附上其中十七封写给宦官顾问行的信函。透过这些[ZheXie]信函，我们得以一睹康熙[KangXi]私底下口语化的风格；捕捉康熙[KangXi]的语言神韵，窥视康熙[KangXi]心绪的翻腾和纠葛。这是皇帝[HuangDi]思绪须臾间的纾解，通常未经大学士的润饰，所以能任想法恣意骋怀。在朝代更迭循环的常态下，这些[ZheXie]逃过一劫、因机缘巧合而遗留下来的史料，或许可能会因肃穆的“正史”编纂、校勘、付梓而销毁殆尽。但是，1920、1930年代肇建的中华民国，有批学者不畏帝王身上的历史尘埃，竭尽所能地搜罗这些[ZheXie]断简残篇，付梓出版。

　　至于平日经纬国政的编年史，即所谓的“实录”，就如同清代其余诸位皇帝[HuangDi]一般，也存在于康熙[KangXi]朝时代。“实录”的记载通常巨细靡遗，且高度形式化，但康熙[KangXi]倡议简洁扼要；同时也因为康熙[KangXi]在评断、讲课、抱怨、劝诫时口语化的特质使然，我们可以发现康熙[KangXi]王朝“实录”的篇幅有所节制。（康熙[KangXi]在位六十一年，依据西方人的算法，总计约有一万六千页。）终其一生，康熙[KangXi]共谕令刊印了他三部著作全集，纵使其中不乏可能出自御用文人之手，而非皇帝[HuangDi]本人亲手所作的制式化文章，但这三部全集包罗了“实录”不曾收录的谕旨及迷人诗作。康熙[KangXi]还发展出一套“奏折”制度，是一种秘密通信的方法，官员透过奏折可以直达天听，无须辗转经过官僚体系；康熙[KangXi]亲笔批阅密折，盖上个人用印后再将奏折送回原来上折子的人。许多有康熙[KangXi]批览的奏折幸存至今，其中九册甫由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此外还有许多满文密折尚待校勘。这些[ZheXie]等同朝廷日志的“起居注”，揭示了皇帝[HuangDi]经世济民的独特观点，其中有部分也已经付梓。至于康熙[KangXi]的道德观及种种追忆，则由他的皇子暨皇位继承人雍正皇帝[HuangDi]集结成册（即《庭训格言》），于雍正八年间刊刻印行。除此之外，透过康熙[KangXi]时代出使中国[ZhongGuo]的西洋传教士，以及供职于康熙[KangXi]王朝的耶稣[YeSu]会传教士的就近观察，也可以补充上述史料。

　　再者，更为详尽的交叉比对数据，也可见诸康熙[KangXi]时代文人、官吏所撰写的零散但浩瀚的文章和年谱。有鉴于康熙[KangXi]时常巡游，鲜少维持寡言静默，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许多人都披露了个人的观感。他们[TaMen]往往心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但也有少部分人是例外的，譬如孔尚任、李光地、高士奇、张英的著述，包含中国[ZhongGuo]史料中向来凤毛麟角、但在西方史学界却俯拾即是的贴身观察：亦即熟稔宫廷生活奇谭异志的男男女女所写的书信、日记、回忆录，见闻广博，甚至流于闲话家常。皇帝[HuangDi]无远弗届的权力，编纂正史所使用的架构，以及罗织文字狱的阴霾如影随行，都使得这类实用素材在中国[ZhongGuo]付之阙如。

　　蕴涵在这些[ZheXie]章节编排顺序中的是一种编年脉动的概念：始自身强力壮、果敢行动、思虑缜密，乃迄于装腔作势的姿态、垂垂老矣的落寞。就此而论，本书[BenShu]几乎是一本自传。但从另一种角度观之，前五章无非是第六章的延伸解释，而第六章则完全迻译自康熙[KangXi]本人于康熙[KangXi]五十六年草拟的《临终谕旨》。康熙[KangXi]透过这份谕旨主要想表达他的内心思绪。几个月后，当有官员诹询康熙[KangXi]是否还另有谕旨要颁布时，康熙[KangXi]雷霆大怒：“朕缮写一生之事，已备十年。朕言不再之语，已尽之矣。”依据我们的标准观之，这份《临终谕旨》是篇短得令人费解的小传，但康熙[KangXi]并无撰书帝王自传的祖宗典范，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十六页的汉文已是康熙[KangXi]王朝史无前例最长的谕旨了。设若这份谕旨读来似有迟滞窒碍之处，且怪异地糅合了陈辞滥调与真挚情感，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康熙[KangXi]的了解，而非康熙[KangXi]无能认清自己（这份《临终谕旨》，恰巧可和康熙[KangXi]宾天后所公布较为千篇一律的形式化遗诏作一对照。详见“附录二”）。因此，本书[BenShu]前五章也可视为康熙[KangXi]用自己的语言进一步阐释自己这幅晚年速写。

　　这种观察角度容许读者设定不同的时间结构来解读本书[BenShu]。本书[BenShu]各部分不仅横跨了康熙[KangXi]公布《临终谕旨》前六十三载的生命历程，也可压缩在《临终谕旨》公布前流逝的一个小时。康熙[KangXi]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717年12月23日，康熙[KangXi]草拟这份谕旨准备向群臣宣达之时，过往回忆一一浮现。这时接踵而发的事件，令他非比寻常地意识到死亡与历史定位：嫡母孝惠章皇后日薄崦嵫，他本人苦于眩晕也已有一段时日，双脚肿胀疼痛不良于行；众阿哥之间因觊觎皇位继承而蓄积已久的激烈派系斗争，又告死灰复燃。因而本书[BenShu]也试图阐释记忆超越时间囿限的巨大力量，尝试刻画只消顷刻间集中意念便能唤醒的难得事件。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一书的结尾处写道：“一小时不单只是一小时，它是满载芬芳、声律、计划和心境的花瓶。”他继续说，“我们所谓的真实，是瞬剎间同时萦绕你我的感受与记忆间的某种和谐。”过往云烟徒令历史学家黯然神伤，因为他们[TaMen]自知永远无法填满这个[ZheGe]花瓶；纵使他们[TaMen]能够，断简残篇的史料也难以捕捉住这“某种和谐”。

　　尽管黯然神伤，这并不意味从此就得改弦更张，我超脱语言、时间的桎梏，述说康熙[KangXi]的丰功伟业，进而认识康熙[KangXi]这个[ZheGe]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