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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从“大正民主”踏上了法西斯主义的不归路?--国家年鉴(2)
博弈:民主[MinZhu]VS极权
毋庸讳言,“大正[DaZheng]民主[MinZhu]”不是战后民主[MinZhu],不仅存在诸如“民主[MinZhu]”与“民本”等法理上的先天性矛盾,且始终面临从极端右翼到军部等黑恶势力的挑战。好像一场漫长的竞跑,在触到终点的红线之前,在不同的时间和路段,双方都有过一骑绝尘的时候。而因缘际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所谓“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往往成为其中某一方的助力,于是乎历史顷刻间呈现出巨大的进步或倒退。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表象的背后,病灶早已埋下。其病根有些源自明治[MingZhi]宪法中的“程序错误”(如“天皇主权论”、“统帅权”问题等)。至于那些宿命的遗传基因,恐怕还要到明治[MingZhi]的精神构造,甚至日本[RiBen]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如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等)。就大趋势而言,对左翼思潮及其团体、弱势群体的不遗余力的打压和右翼思想[SiXiang]家所谓“革新”思想[SiXiang]的抬头,以及受右翼国家[GuoJia]主义思想[SiXiang]洗脑的军部的崛起,仿佛潮涨汐落,此消彼长。
日本[RiBen]对左翼“异端”的弹压由来已久,且手段极其残酷。1910年(明治[MingZhi]四十三年)的“大逆事件”,因莫须有的所谓“天皇暗杀计划”,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检举起诉,二十四人被宣判死刑,其中十二人被处刑。一时间,社会[SheHui]主义运动完全停滞。空前的压抑感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作家石川啄木以一篇题为《时代闭塞的现状》的评论表达了自己苦闷的心境。
1923年(大正[DaZheng]十二年)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地震引起的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有谣言说平时备受欺辱的朝鲜人要趁机报复,“投毒”、“放火”、“抢劫”说不胫而走,于是军、警、宪、特一起出动,在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消防组组成的自警团的配合下,以“维稳”的名义,捕杀朝鲜人,并波及华侨,有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和大约两百名中国人遇害。接着,在东京宪兵队涩谷分队长甘粕正彦大尉的指挥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年仅七岁的外甥橘宗一惨遭虐杀。
不仅是对反体制“行动派”人士的打压,政府对思想[SiXiang]、言论也采取了严厉的监控管制措施,甚至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MinZhu]主义思想[SiXiang],也成为牺牲品。1933年,自由主义学者、著名法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认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SheHui]根源,日本[RiBen]刑法中规定通奸罪只限于惩罚妻子,而没有对丈夫做同样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泷川的观点被右翼攻击为不符合国体的“赤化思想[SiXiang]”,在文部省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随泷川一起辞职,致舆论大哗(泷川事件)。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GuoJia]的主体,主张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GuoJia],天皇只是作为国家[GuoJia]的最高机关而行使治权(即“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指控。他们动议政府发表所谓“国体明徵声明”,给校方施加压力,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RiBen]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小田切秀雄:《険しくなった検閲と禁発―国民ニ見セマイ、聞カセマイ》(收入《1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每日新闻社编,1975年7月版)〕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SiXiang]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GuoJia]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日本[RiBen]史称“满洲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RiBen]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