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的力量

　　回头看看丁戊奇荒之际的赈灾过程，我觉得最令人动容的是江南绅商群体的义赈行动。

　　自帝国从太平军叛乱中恢复元气、开始自强运动以来，得益于近代商业的兴盛，城市绅商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社会[SheHui]影响力也日益壮大。需要指出的是，彼时许多绅商既是商人身份，同时也通过捐输等途径获得功名，成为所谓的“红顶商人”，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绅商对于权力[QuanLi]的依附，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显示了官与绅之间，尚能保持休戚与共的关系[GuanXi]。这一点，与清末士绅出现[ChuXian]了明显的离心倾向是大不相同的，丁戊义赈中的绅商，跟官府的合作远多于后来的争权夺利。

　　早在光绪二年，北方已开始出现[ChuXian]旱灾，大量饥民为了逃难，渡江而过，涌入江浙等地。苏州、常州的巨绅不敢坐视，率先倡议地方[DiFang]政府“搭盖棚厂”，留养难民，每名饥民“每日大口给米八合，小口六合，十日一放，并给盐菜”。这些棚厂的经费均来自士绅的捐赠，由官方委派不领薪的专人负责日常管理。

　　常州人李金镛是“首倡义赈”的江南绅商之一，他因考虑到“凡强壮者逃至苏常等处，已有官绅留养，而老弱之不能出境者嗷嗷待哺，垂毙堪怜”，又赴上海找胡雪岩等在沪商人协商赈灾，募捐到五万串钱，再由他亲自带至苏北办赈。

　　当时在商绅群集的上海，还出现[ChuXian]了“公济同人会”、“协赈公所”等专办赈务的慈善机构，管理这些慈善机构的浙江籍绅商经元善，在上海长期主持丁戊奇荒义赈，前后累计共集得“百十万之银”，输往灾区。

　　还有大名鼎鼎的江南绅商盛宣怀，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河间府设了一个官赈系统之外的办赈机构，并委任盛宣怀为负责人。盛宣怀首先利用自身人脉，从南方募来一万两银子，查赈和散赈时又坚持亲力亲为，“挨户详查”，一些受灾村庄“疫病相染”，他也“以身先入”。盛宣怀的河间办赈具有半官方性质，但他所依靠的资源，主要还是他的绅商身份。

　　在丁戊奇荒中，因为有了以李金镛、胡雪岩、经元善、盛宣怀为代表的江南绅商群体“闻风竞起”，响应官方之倡，奔走赈灾恤民，才弥补了官赈的力不从心，在很大程度上消弥了大饥荒所埋伏的社会[SheHui]隐患。

　　反观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爆发之前，以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为首的长沙[ChangSha]士绅集团，却将官方的救荒倡议当成了耳边风，甚至故意跟政府唱反调。

　　洪灾过后的宣统二年年初，湖南已出现[ChuXian]春荒的苗头，巡抚[XunFu]岑春煊召集地方[DiFang]士绅商讨平粜、救荒之事。按官方的计划，本来是准备“由官筹款，交绅经办”，但因为“官款实在窘迫”，改为“劝募绅捐，先办义粜”。然而，岑春煊的提议马上碰到了软钉子，王先谦“首先梗议”，谎称无粮，提出应该由官钱局加发官票作为办粜经费。叶德辉等士绅也拒绝认捐。平粜救荒的计划就这样被延误了。

　　长沙[ChangSha]士绅的不配合，让巡抚[XunFu]岑春煊很是愤火，他随后两次发布告示，要求“绅富行店”及有余粮的人家，“统载清册内作为粜户”，粜户如果“忍心害理，意存遏粜”，即进行罚究。这种强制性的义粜，当然也受到士绅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并加深了官绅之间的对立。抢米风潮[FengChao]期间，孔宪教等还怂恿泥木匠焚毁各教堂、学堂及各码头，孔的儿子甚至亲自指挥饥民焚烧府中学堂。

　　30年前的江南绅商竞相捐资，为何30年后的长沙[ChangSha]士绅却对赈灾的义举无动于衷？从官绅关系[GuanXi]变迁的角度来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

　　在官方的语言系统中，王先谦诸人负有“劣绅”的污名，如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被评为“平日包揽词讼，好利忘义”；退休吏部主事叶德辉则“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孔宪教也是“素行不谨，造言生事”之徒。不过这些评语，与其说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几名士绅的卑劣品行，毋宁说，它道破了两点隐秘：一、长沙[ChangSha]士绅集团与官府之间关系[GuanXi]紧张；二、士绅集团拥有巨大的隐权力[QuanLi]，所谓“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无非说明这几名士绅实际控制了地方[DiFang]公共空间，侵占了部分政府权力[QuanLi]。

　　抢米风潮[FengChao]发生后，长沙[ChangSha]士绅集团趁机迫使跟他们素有嫌隙的岑春煊挂印去职，更是可见其左右地方[DiFang]政局的能量之大、与湖南省政府的积怨之深。而布政使庄赓良之所以受他们拥戴、入主巡抚[XunFu]衙门，也是因为庄与叶德辉等权绅交好，平日“出入其门，串通货赂”。相比之下，同光时代的士绅群体，对官方则有着更强烈的依附性或者说认同感，因此也比较容易跟官方“和衷共济”。

　　在“官—绅—民”三角关系[GuanXi]中，士绅阶层联结着社会[SheHui]的顶部与底层，既是官府的“权力[QuanLi]经纪”，又扮演着“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绅力以治民，民也借绅势以行事。士绅力量的增减消长、官绅关系[GuanXi]的疏亲趋势，达到临界点后，往往预示着社会[SheHui]的原有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要么是官的“力臂”伸得更长，出现[ChuXian]“全能政府”；要么是官的“力臂”缩得更短，出现[ChuXian]社会[SheHui]失控。

　　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的背景，恰恰是后者的情形。我们知道，湖南是湘军的策源地，镇压太平天国成功之后，湘军解散，大量有军功的湘籍官绅衣锦还乡，造成地方[DiFang]上“绅权大张”，甚至出现[ChuXian]了权绅专与地方[DiFang]官长为难的惯性。抢米风潮[FengChao]结束后，湖广总督在一份呈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湘省自咸同军兴以来，地方[DiFang]官筹办各事，借绅力以为辅助，始则官与绅固能和衷共济，继则官于绅遂多遇事优容，驯致积习成弊，绅亦忘其分际，动辄挟持。民间熟视官绅之间，如此侵越，亦遂借端聚众，肆其要求。于是哄堂围署，时有所闻。”

　　湖广总督这么说，固然有为地方[DiFang]同僚推卸责任、将罪责推给地方[DiFang]士绅的嫌疑，但他认为绅权变化与抢米骚乱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却也并非全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