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的崛起

　　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由饥民触发，有士绅暗中推动，被昏官激化，但制造混乱的“主力军”既不是士绅，也不是一般饥民，而是具有会党背景的社会[SheHui]底层游民，包括前面提到的来历神秘的“青兵”。

　　抢米风潮[FengChao]过后，日本人为查清“青兵”的来历，曾组织过专门的调查。据日本的调查报告及湖南地方[DiFang]官员的禀报，“青兵”主要由南下的筑路工、白莲教教徒、山东义和团余匪、船夫、苦力、盐枭、兵勇组成，少量胥吏、学生也加入其中。他们大体上都属于脱离宗法秩序束缚、流窜江湖的游民阶层，通常还加入某种秘密会社。“执其牛耳者为高宗怡、姜守旦、万鹏飞、龚春台等人。”高、姜、万、龚既是秘密会社的首领，也与清末的地下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显然，游民们煽动骚乱的目的已不是要“抚台给饭吃”，而是蓄意破坏清政府的统治秩序、新政与在华洋人的事业。从会党党徒在长沙[ChangSha]城内各户人家门扉上贴出的揭帖，也不难看出他们之所图，比如三月初五日的一张揭帖说：“有日青马到，头均裹白巾。各持刀一把，均以杀敌人。此戟本非常，宣统不久长。中华十八省，一概尽归姜。”姜指姜守旦。这差不多是造反的宣言了。

　　可以说，会党势力的渗透、介入，是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一发不可收拾的重要因素。游民对新政与洋人的仇视，也与长沙[ChangSha]的旧派士绅同声相应，形成明暗呼应的合力。

　　丁戊奇荒期间，一些地方[DiFang]虽然也出现[ChuXian]“会匪、刀客、教匪与饥民勾结滋事之案”，但这些人的目的一般来说无非是抢口饭吃，而不是冲击政权，并且，光绪前期的会党活动也未泛滥成灾，零星的“滋事之案”尚不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风潮[FengChao]。而至清末，随着社会[SheHui]日趋复杂化，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地下会党也日渐活跃，并与海外传入的革命思潮相互交织，成为一支急于摆脱原有社会[SheHui]秩序约束，在社会[SheHui]动荡中展示和夺取话语权的庞大社会[SheHui]势力。

　　不带偏见地说，在中国近代舞台上，游民是作为社会[SheHui]的“不安定因素”出现[ChuXian]的。据岑春煊发给朝廷的报告：在抢米风潮[FengChao]中大展身手的“青兵”，早在二月已经“来湘观隙而动”，正好让他们碰上贫民聚众求减米价，便“乘机窃发，将省城抚署、教堂烧毁后，分赴各州厅县以图烧堂滋事”。滋事的目的，就是宣示他们的隐权力[QuanLi]，并图谋夺得更大的权力[QuanLi]。

　　传统的“官—绅—民”三角之中，民的权力[QuanLi]分配总是被压制到最低限度，不过借助士绅阶层的缓冲，民间也获得了一个一定范围的自治空间。这个自治空间通常是稳定的。从某个角度来说，社会[SheHui]的进步，就是体现为官、绅、民良性互动，平稳地重新调整三方之间的“力臂”，使这个自治空间变得更大，同时整个“官—绅—民”三角仍能保持大体上的均衡。

　　然而，在清末时局中，游民势力的崛起打破了社会[SheHui]的权力[QuanLi]平衡—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再加上官方权威流失，社会[SheHui]控制力衰减，士绅离心加速，整个“官—绅—民”三角于是摇摇欲坠，社会[SheHui]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权力[QuanLi]失衡之时又恰巧遇上米价暴升、饥民聚集的敏感时节，骚乱可谓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粉墨登场。投水的黄贵荪一家，不过是不幸被历史挑中的揭幕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