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的权威

　　初看起来，抢米风潮[FengChao]似乎是一系列偶发因素的相互推动、相互激化—假如没有发生黄贵荪投水事件、戴义顺与老妪争吵事件，可能就不会有后面的骨牌反应。但是，如果考虑到长沙[ChangSha]彼时的经济、社会[SheHui]背景，抢米风潮[FengChao]的发生又有其必然性，这些必然性因素包括：米贵、民贫、财政拮据。

　　宣统元年的湖南洪灾发生后，巡抚[XunFu]岑春煊其实已预想到，如不及时赈恤灾黎，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拟订了一个详尽的赈灾计划，然而，因为财政掏不出钱，这一赈灾计划最终流为一纸空文。到了次年，长沙[ChangSha]的米价突然涨至每石七八千文，而当时火柴公司的劳动力，一日所获不过四五十文，连半升米都买不到。“故食力之家，平日所入，足供两人之食者，今供一人尚苦不足。”民饥不得食，唯有铤而走险。若从更宽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又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

　　首先，历经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之乱之后，清廷权威江河日下，当国祚传至宣统小皇帝手上时，帝国的社会[SheHui]控制力已如强弩之末，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谣谚：“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显示了清王朝的“气数”正在受到危险的质疑。而这类暗示朝廷气数已尽的谣谚，又很容易诱发、煽动江湖社会[SheHui]“问鼎”庙堂的野心。抢米骚乱期间，长沙[ChangSha]城内出现[ChuXian]了许多揭帖，有说“此戟本非常，宣统不久长”的，有说“正好乘此机会，立志兴戎”的，显然，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也被某些神秘人物视为“将水搞浑摸大鱼”的大好时机。并且，在他们的操弄下，这一场原本只是饥民“讨口饭吃”的泄愤事件，才愈演愈烈，演变成为会党、“乱民”向朝廷“问鼎”的暴乱。

　　其次，当局在清末最后几年仓促推出的新政，本意是为了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官—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GuanXi]，进一步破坏了政府对社会[SheHui]的有效控制。

　　就官—绅关系[GuanXi]来说，新政设立的警察制、新学堂对士绅集团传统的隐权力[QuanLi]构成了挑战，城市街道等公共空间原来是由士绅集团领导的街团在行使管理权，但现在国家企图通过新政从士绅手里夺回这些权力[QuanLi]，可是，弱化的国家权威又不足以支撑这些，反而引发官与绅的明争暗斗。抢米风潮[FengChao]发生之时，孔宪教等长沙[ChangSha]士绅假助饥民之势，要挟省政府“停修铁路，停办学堂，废除警察制，恢复保甲制”，毫无疑问，这是官绅争权过程中士绅集团的一次摊牌。

　　就官—民关系[GuanXi]来说，新政未让民众享用到改革收益，先让民众饱尝苦不堪言的改革成本，导致官民矛盾更加紧张。当时，一篇题为《湘乱危言》的评论说：“比年以来，新政亟行，学堂也、警察也、陆军也、海军也、劝业也、地方[DiFang]自治也，举他人所行之数十年而始大备者，吾欲以旦夕之间毕行之，不审轻重，不察缓急，贸然举办，财无所出，则一意取之于民，加赋增捐，络绎不绝，卒之无毫发之成效，惟是一般趋利速化之官吏，坐充其私囊而已。”别看小民平日对官府的盘剥忍气吞声，但民怨以及由此产生的离心倾向，却是最厉害的腐蚀政权合法性的毒药。政府不孚民望，又如何实现社会[SheHui]控制？

　　《湘乱危言》的作者感叹说：“今日吏治之污，民生之困，更不可与六十年前同日而语者哉！”他观察到，同治朝以降，清王朝的内部危机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光绪初年，虽然发生了丁戊奇荒，但就政治大环境而言，其时，太平军与捻军的叛乱早已平定，帝国进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时段，朝廷的威柄即使不是如日中天，至少也正处于“回光返照”之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民众只要相信朝廷“气数”未尽，饥荒中的偶发性抢粮骚乱，就不太容易被煽动成冲击政权的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