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职务所致，这些年常置身于各类非常事件的旋涡之中，所见冲突多因官方的说话引起，因而颇多疑惑。较之昔日，现在的宣传机器完备到十八般兵器俱全，可一些官员们说话的能力却惊人地退化。正如有位领导描述的那样，他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离开了秘书和稿子，他们的讲话味同嚼蜡，对“不幸”的听众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要么咬紧牙关死不开口，要么一不小心，就爆出雷人之语，惹得群情激愤，舆论哗然。
　　从表面看，说出雷人之语是表达方法问题，是不善说话惹的祸，实则大谬不然。我了解过不少说过错话的官员，他们谈起政绩，面对下属每每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一套官话说得滚瓜溜圆；但面对公众和真相，却往往两股战战，浑身冒汗。俗语云：“想得好才能做得好，做得好才能说得好。”看来，只有从脑袋里找原因。因为观念决定嘴巴，语言仅是思想的外壳，一张嘴就是价值观，要想不说套话、空话、虚话和永远正确的废话，就必须把屁股坐过来，先听人民说话，再代表人民说话，说人民期盼的真话，说解决问题的实话，而不是巧舌如簧，愚弄群众，甚至编织“善意”的谎言。

　　眼下做到这一点还并非易事，因为诸公并不缺乏判断事物的能力，而是缺乏说真话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来自对民主的尊重和敬畏，还需有信念的追求，更要有制度做保障。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些人的头脑里，还根深蒂固地认为民主和“言论自由”原本是姓资的专利，殊不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当体现在比资本主义更民主、更自由上。而且这个民主，不是 “为”民作主，而是“由”民作主，权自民授，官由民选，受民监督，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使言论自由不再成为稀缺的资源。只有认识到位，机制使然，官员们的话语体系才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才可能说众人爱听、又能听得懂的话。

　　忆往昔，共产党的开山鼻祖和领袖们，不仅是深刻犀利的思想家，还是最善于代表工农大众说话的演说家和传播专家。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将新闻和办报作为武器，除创办《新莱茵报》外，还为200多家报刊撰文，经典著作中收录的报刊文章就达1500篇，并且将言论自由作为工人阶级争取的基本权利，将工人看报读报列为“日用必需品”。马克思写道：“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并且大声疾呼，发表意见的自由是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同时，他们认为：不仅仅挑战旧制度需要言论自由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对党内也要有说话的自由。恩格斯曾尖锐而深刻地指出：“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主办《火星报》，主张 “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他倡导“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他甚至将言论自由作为推进新制度建设的手段，“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 ……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 ”，因为“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将笔和枪“两杆子”并用打天下。他最著名的论断之一便是：“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延安的窑洞里，他还曾朗声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主张“让别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并且号召党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可惜这种美好的愿望未能完全付诸于制度，他晚年用“大民主”的方式将中国带入万马齐喑的劫难，以至于马寅初先生竟发出这样的感慨：“言人之言者易，言人欲言者难，言人不敢言者更难。”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文革”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才有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才有了新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才有了无数个话语禁区的突破，才有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歌猛进。

　　如果说一个小小的非典病毒肆虐，使2003年的中国成了信息公开之年，对突发事件我们由“基本不说”到“基本要说”。那么，8年之后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则倒逼我们做更深层次的思考：即必须从 “不得不说”跨越到“一定要说”，而且真说、敢说、主动说。从顶层设计的理念上，敢于“打开天窗说亮话”，让民主政治之光照进每一个暗角，让正义的新鲜空气充斥精神的家园。
　　列宁说：“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登上新兴媒体的平台与网民平等对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政府，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已将“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把关于说话——舆论的引导与话语权纳入了国家软实力的范畴。这说明，经济发展硬实力这条腿倘若迈进现代化的门槛，另一条政治文明软实力的腿就必须跟进前行，否则，就会像跛足的巨人一样跌倒。诚然，政治民主显然是比话语权更为宏大的叙事，民主政治在中国像水流一样，需要积蓄才能托举起改革的航船；民主制度建设更像土地一样，需要精耕细作才能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像江河奔涌时需要堤坝，这个堤坝就是法律和秩序。同时民主自由的程度也是分阶段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让我们先从说话开始吧！让媒体说话、听人民说话，甚至说刺耳的话；而政府则开诚布公，打开天窗说亮话，并且敢说实话，善说人民便于接受的真话。不仅说好事，坏事也要好好说，而且首先说、迅速说。面对今日开放的世界，敢于挺身而出，坦荡表达，善于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说话。
　　说话是一种能力，话语是一种力量。过去不懂我们还能做得了，今天不懂我们则做不好，今后不懂我们就做不了。
　　让我们以事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