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9日，西太后[TaiHou]宠信的大太监[TaiJian]安得[AnDe]海南下采办龙衣，途经山东，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派员捕获于泰安[TaiAn]，旋在济南伏诛，成为同治[TongZhi]年间震动朝野的重大事件。
　　安得[AnDe]海（1844—1869），又作安德海，直隶南皮（一说青县）人。自幼乖巧，口齿伶俐，而为人狡狯。据载，他“艺术精巧，知书能文”，“能讲读《论》、《孟》诸经”（《清稗类钞》，南海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60页）。当时，其家乡一带在宫中当太监[TaiJian]者颇多，其中不乏发迹后成为暴发户者，这对安得[AnDe]海刺激很大。1855年，安得[AnDe]海12岁那年，因家庭贫困，遂“自宫入内为宦”（《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10月版，第1辑，第139页），人称“小安子”。因在家中排行第二，入宫得势后，人们又称他为“安二爷”。初受咸丰皇帝喜欢，渐升为御前太监[TaiJian]。为扩大其政治权力，安得[AnDe]海拼命巴结权力欲极强的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TaiHou]），千方百计讨得懿贵妃的欢心。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死，临终遗诏中封载垣、肃顺等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太子载淳。及载淳即位，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并尊为东、西太后[TaiHou]。不久，为了同载垣、肃顺等人争夺朝中大权，西太后[TaiHou]发动了“辛酉政变”，将载垣、肃顺等八大臣或杀或贬，从而得以垂帘听政。在这场政变中，安得[AnDe]海为西太后[TaiHou]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始，西太后[TaiHou]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制服八大臣，便欲和留守京师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訢相联合，但因热河远离京师，无法取得联系。正无计可施时，安得[AnDe]海献苦肉计，让人打得遍体鳞伤，名义上是逐回京城，实则为了暗通消息。经安得[AnDe]海与其他太监[TaiJian]的联络，终于使奕訢与西太后[TaiHou]串通一气。通过安得[AnDe]海，西太后[TaiHou]还联络了一批武员，其中就有手握护卫京城兵权的胜保。胜保凭借手中的兵权，坚决主张两宫皇太后[TaiHou]听政，反对肃顺等人专权，并公开扬言将带兵以清君侧。正是由于奕訢、胜保等人的鼎力支持，西太后[TaiHou]才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得以垂帘听政。（仝晰纲：《中国历代宦官》，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而安得[AnDe]海则因此更得西太后[TaiHou]的欢心与器重。由于西太后[TaiHou]对安得[AnDe]海“语无不纳”，安得[AnDe]海遂得逐渐干预朝政，“纳贿招权，肆无忌惮”《贪官污吏传》，北京占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他还“笼络朝士，使奔走其门，势焰骎骎”（《清朝野吏大观》，第1辑，卷1，第77页）。一次，恭亲王奕訢请见西太后[TaiHou]，西太后[TaiHou]正在和安得[AnDe]海谈天说地，竟然推辞不见。奕訢受到羞辱，十分恼火，退下后曾对其亲信说：“非杀安，不足以对祖宗、振朝纲也”（《近代稗海》第11辑，第30页）。
　　此后，在西太后[TaiHou]与奕訢的权力之争中，安得[AnDe]海始终站在西太后[TaiHou]一边，奕訢终被罢议政王。安得[AnDe]海遂愈得西太后[TaiHou]宠信，势焰更，“朝士日奔走其门，声势煊赫”（《清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69页）。
　　同治[TongZhi]皇帝登基时年仅6岁。安得[AnDe]海见小皇帝无权，更加谄媚西太后[TaiHou]，甚且还在西太后[TaiHou]面前讲同治[TongZhi]帝的坏话，挑拨离间其母子关系。同治[TongZhi]帝“尝因事斥安得[AnDe]海，旋为那拉氏所责罚”（《清代野史》，第1辑，第139页）。随着同治[TongZhi]帝年龄渐大，他不仅对母后的专横日益不满，更对监视自己的安得[AnDe]海也“恨之益甚”。因而，他常在宫中用泥土塑造一些小泥人，然后用小刀一一砍去其头颅，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愤。其随从[SuiCong]太监[TaiJian]不解其意，曾问及缘故，同治[TongZhi]帝则说是“杀小安子”，“于是，内监中知安得[AnDe]海之首领将不保矣”（《清鉴纲目》，第569页；《清代野史》第1辑，第139页）。鉴于慈安太后[TaiHou]也不满于安得[AnDe]海的跋扈，年龄渐大的同治[TongZhi]帝遂与慈安太后[TaiHou]策划，欲除掉安得[AnDe]海。在同治[TongZhi]帝看来，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为人正直，遇事敢为，将除去安得[AnDe]海之事交给他办比较妥当；而东太后[TaiHou]也认为丁宝桢系“有肝胆之人”，可以信赖。1869年3月，丁宝桢进京叩见同治[TongZhi]帝，蒙召见两次。其间，同治[TongZhi]帝曾与丁宝桢密谋除掉安得[AnDe]海之策。丁宝桢对除去安得[AnDe]海之事慷慨应诺，并奏称：“闻安得[AnDe]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请执而诛之，以其罪奏闻。”

　　1869年5月间，曾充任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自江南赴保定，途经山东时，鉴于其弟薛福保在丁宝桢幕府，遂顺便至济南拜见丁宝桢。丁宝桢与他谈论天下大事，“逾二旬不倦”。临别，丁宝桢告诉他说：现天下太平，“惟太监[TaiJian]安得[AnDe]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停了一会，又说：“吾闻安得[AnDe]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何如？”薛福成与其弟一齐回答：果真如此，实在是不世之业。其难度如同剿平一巨寇，功尤高，但事先布置要严密，行动要当机立断，否则不惟贾祸，亦恐转益其焰而贻天下患。丁宝桢表示赞同，并加快了筹备活动（《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这年，两宫皇太后[TaiHou]正准备为同治[TongZhi]皇帝筹办婚事。于是，西太后[TaiHou]便答应派安得[AnDe]海去南方为同治[TongZhi]帝置办大婚所用的龙衣。按照清廷祖制，宦官不得随便出京，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同治[TongZhi]帝得知此事，便密诏丁宝桢做好诛杀安得[AnDe]海的准备。（《清代野史》第1辑，第139—140页）1869年8月10日，安得[AnDe]海“声称奉旨出京，赴苏州采办龙袍”，令在内廷当差的太监[TaiJian]、苏拉（清代内廷机构中担任勤务之人）等13人跟从同行。8月13日，安得[AnDe]海由北京起程东行，随行的尚有其胞叔安邦太并随身服侍之安马氏、族弟安三、胞妹洛二、胞侄女拉仔以及在家服役之女仆2人。其管家还为安得[AnDe]海雇了30余人随同服役赶车。他们由通州雇船沿京杭大运河南行，又雇一向充当镖师的韩宝清等5人为保镖，一路上声势煊赫，招摇过市。安得[AnDe]海所雇船为两只太平船及数只小船。太平船船头上插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大旗，两旗上又插有一日形、一三足乌小旗，船内尚安放龙袍，沿途又雇妇女唱曲取乐。路经天津时，安得[AnDe]海还曾赴天齐庙游玩，因与庙僧滨文言谈投机，遂亦带领同行（《丁文诚公奏稿》，贵州省新闻出版局2000年版，第223页（。

　　丁宝桢在接到同治[TongZhi]帝密谕后，当即密嘱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AnDe]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贪官污吏传》，第75页）。至8月17日，安得[AnDe]海一行乘船进入了德州境。德州是直隶、山东两省交界的重镇，又是南北水陆交通要冲。鉴于次日是自己生日，安得[AnDe]海遂决定在德州停留一天，过完生日后再继续南行。这时，德州知州赵新也获得了安得[AnDe]海一行入境的消息。赵新聪颖过人，断案甚速，常常一次堂讯，即能结案，故有“赵一堂”之誉。他访闻有北来太平船两只、小船数只已驶入州境，且“仪卫炫（煊）赫，自称钦差”，却“无传牌勘合”（清代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沿途地方官员要按礼迎送），“又未奉文行知”，遂顿觉可疑，随即委派妥员前往密访。不久，该员回衙报称：“系安姓太监[TaiJian]坐船，旗上大书‘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字样，两旗上又有一小旗，上画一日形、一三足乌，船之两旁俱有龙凤旗帜，并闻船上设有龙衣一套，其所带之人，举动桀骜；且女乐成队，品竹调丝，以致观者如堵”（《丁文诚公奏稿》，第216页）。
　　18日，安得[AnDe]海率其随从[SuiCong]乘船抵达桥口，令船靠岸，同时命管家黄石魁下船，登岸去采买肥鹅及大葱等食物。当时，安得[AnDe]海命人在中舱并排安放了两把太师椅，一把摆着龙袍一套，翡翠朝珠一挂；另一把则坐着安得[AnDe]海。船上的男女都一一上前给他磕头祝寿，并雇有妓女设宴作乐。最后吃了“烧鸭寿面”。沿途遇有人盘问，韩宝清等保镖即上前肆行恐吓，致使民间颇为惊骇。当日，德州知州赵新亦亲率随从[SuiCong]弛往查询，不料安得[AnDe]海祝寿完毕，即已扬帆出德州境南去了（同上书，第216、223页）。
　　赵新阅历广，经事多，官场经验十分丰富，对安得[AnDe]海过境一事要不要向上司丁宝桢汇报，颇费了一番思索。如不上报，怕得罪丁宝桢；如明白禀报，又怕一旦不能去掉安得[AnDe]海，自己反而遭殃。他召集幕僚密议，最后决定采用夹单密禀法。这样，丁宝桢如不上折参奏安得[AnDe]海，则其密禀夹单即非例行公事可言，既不存卷，也让安得[AnDe]海无从得知；如果丁宝桢上折参奏安得[AnDe]海，则无论祸福则均由丁宝桢一人担当，而与地方官毫无关涉（薛福成：《庸盦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3页）。计划既定，赵新一面“飞移下站及邻封跟踪查访”；一面即用夹单将安得[AnDe]海过境事密禀于巡抚衙门，请丁宝桢核查办理（《丁文诚公奏稿》，第216页）。
　　丁宝桢接到赵新密禀夹单，遂据以上奏清廷，并指出：“我大清王朝列圣列祖相承已历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TaiJian]赴各省之事；况龙衣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倘必应采办，但须一纸明谕，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何用太监[TaiJian]远涉糜费？且我皇太后[TaiHou]、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断不须太监[TaiJian]出外采办；即或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到臣。即该太监[TaiJian]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亦决不能听其任意游行，漫无稽考。尤可异者，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太监[TaiJian]在内廷供使，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至其出差携带女乐，尤属不成体制。”而安得[AnDe]海到底系假冒钦差，还是捏词外出，丁宝桢尚一时真伪莫辨。但丁宝桢觉得安得[AnDe]海此番出宫南下，“显然招摇煽惑，骇人听闻，所关非浅”，现在虽然尚未见骚扰撞骗之事，惟自己守土一方，不能不派员截拿审办，以昭慎重。于是，他一面密饬署理东昌府知府程绳武、署理济宁直隶州知州王锡麟及沿运河其他州县一体跟踪截拿，然后解赴省城亲审，一面又于9月5日将安得[AnDe]海出京招摇及上述办理情形一并奏报清廷（同上书，第216—217页）。
　　安得[AnDe]海一行乘坐太平船由德州南下后，一路驶至临清南湾地方，因见南行水路不畅（河水变浅，不能行船），遂弃船上岸，换上马车，改走陆路。其所带女乐，因车辆无法多载，随即付给工钱打发回去。但安得[AnDe]海仍带有妇女5人，其随从[SuiCong]人员尚有30余人，外表多似镖师模样。他们由临清经东昌府南下，先后沿东阿、东平、汶上、宁阳一带行走，“势甚迅疾”。所经州县官员先后将安得[AnDe]海一行踪迹上报，使丁宝桢对安得[AnDe]海的行踪了如指掌。当时，丁宝桢鉴于安得[AnDe]海随从[SuiCong]人员众多，且多似保镖模样，恐怕他们“不服查拿”，遂又密饬各路巡缉武员酌带小队驰行，绕到安得[AnDe]海一行之前，与地方官相机捕拿（同上书，第217—218页）。署理东昌府知府程绳武办事一向谨慎，惟恐安得[AnDe]海万一有西太后[TaiHou]懿旨而招惹麻烦，自己担当不起，故接到丁宝桢追捕安得[AnDe]海的密札后，改换便装，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在炎炎烈日下，率精壮快马紧随安得[AnDe]海一行之后，跟踪了3天，一直追到汶上县，但却迟迟不敢动手。于是，丁宝桢又加派总兵王正起发兵追捕（《薛福成选集》，第128页）。
　　9月7日，安得[AnDe]海一行本已南行至宁阳县，临时又改道东北，前往泰安[TaiAn]游览。鉴于天色将晚，安得[AnDe]海准备在南关义兴客栈（驿站）住下休息，以便次日去泰山游玩。泰安[TaiAn]当地文武官员为将其稳住，遂不动声色，前往客栈参见了安得[AnDe]海。傍晚，泰安[TaiAn]营参将姚绍修带所部官兵将义兴客栈团团围住；署理泰安[TaiAn]县知县何毓福则会同守备刘英魁带领差役、兵勇冲进客栈，将安得[AnDe]海拿获，同时将其随从[SuiCong]人员连同车辆等一并扣留。接着，总兵王正起也率队赶到。于是，由王正起、何毓福等将安得[AnDe]海及其跟随之人连夜解往济南（同上书，第128页）。
　　次日，丁宝桢亲自密审安得[AnDe]海。当丁宝桢责问其因何外出时，安得[AnDe]海傲慢地回称：“奉旨差遣，采办龙衣。”丁宝桢追问：“既系奉差，何以并无谕旨及传牌勘合？又何以携带妇女，妄用禁物？”同时叱责安得[AnDe]海“必属假冒，何能狡饰”（《丁文诚公奏稿》，第218页）。安得[AnDe]海开始还勉强争辩，口称：“我奉皇太后[TaiHou]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薛福成选集》，第128页）。继而经丁宝桢以其“毫无凭据及不应一路招摇震惊地方”严厉盘问，安得[AnDe]海始“形色惶恐，俯首无词，自称该死”。丁宝桢又命搜查其随身所带物件，于贴身包袋搜出两个纸包，内有不同纸片两种，均系干预地方公事，经询问，确系安得[AnDe]海受人请托。至此，安得[AnDe]海假冒钦差、招摇煽惑已确切无疑。接着，丁宝桢又提审安得[AnDe]海跟随之人，据供称：安得[AnDe]海声称奉旨采办龙衣，带领他们起程，实不知真伪，由天津坐船携带妇女多人同行。至临清地方，复又换乘马车，行至泰安[TaiAn]，即被拿获。丁宝桢随即饬令属下将安得[AnDe]海随带衣箱打开检查，见箱内装龙衣一领，翡翠朝珠一挂，余均系常用物件。检查完毕，丁宝桢又令将衣箱依旧封固（《丁文诚公奏稿》，第218页）。鉴于朝廷谕旨未到，具体何意也未可知，丁宝桢欲先斩后奏，为国除害，即使事后因此遭朝廷严厉谴责也不遗憾。但署理泰安[TaiAn]县知县何毓福却长跪力谏，请丁宝桢再略待时日，候旨遵行（《薛福成选集》，第128页）。丁宝桢遂将安得[AnDe]海及其跟随3人饬令历城县知县孙善述严加看管，以候旨遵办。
　　9月8日，西太后[TaiHou]见到丁宝桢奏折，“颇惶骇”，但事已至此，只得忍痛与慈安太后[TaiHou]召集军机大臣及内务府大臣商议此事。慈禧问恭亲王奕訢及军机大臣文祥：“法当如何？”奕訢、文祥等皆言：“按祖制：太监[TaiJian]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请令就地诛之”（同上书，第129页）。慈安太后[TaiHou]、奕訢等遂拟写了一道上谕，内称：“丁宝桢奏太监[TaiJian]在外招摇煽惑一折……览奏深堪诧异。该太监[TaiJian]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TaiJian]，严密查拿，令随从[SuiCong]人等，指证确实，无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TaiJian]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等是问。其随从[SuiCong]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无庸再行请旨”（《清穆宗实录》卷264，第9—10页）。但因西太后[TaiHou]阻挠，“谕留中两日未下，醇亲王奕譞亦力争，始下查拿之命”（《清鉴纲目》，第569页）。11日，军机处字寄钦奉密谕到达济南。丁宝桢接旨后，即于次日委派兼署臬司潘霨、抚标中军参将绪承，督同济南府知府龚易图、历城县知县孙善述将安得[AnDe]海押赴西门外刑场（今城顶街一带）正法。至于在泰安[TaiAn]县所截留安得[AnDe]海随从[SuiCong]人员及妇女、车辆等，丁宝桢又札饬何毓福等人一并解押来省，一俟人犯提解至省，即行审讯，以便与现已解省之陈玉祥等分别办理。而其衣饰等物，丁宝桢即饬令发交藩库存储。至于龙衣一件、翡翠朝珠一挂，是否安得[AnDe]海私造，抑或系其窃取，丁宝桢尚不辨真伪，遂决定另行委派员弁亲携连同所搜出之纸片两种，一并咨送军机处查核，以昭慎重。一切办理完毕，丁宝桢即于当日一并奏报清廷（《丁文诚公奏稿》，第218—219页）。

　　不久，丁宝桢所派员弁将在泰安[TaiAn]县所扣押的安得[AnDe]海随从[SuiCong]男女人等，连同旗帜、车马、金银、珠玉、衣物等项押解回省，遂与陈玉祥等3犯共68人一并饬发济南府知府龚易图、历城县知县孙善述等确审。至9月16日，清廷又寄发上谕，称：“安得[AnDe]海既经正法，其随从[SuiCong]之陈玉祥、李平安二名，亦系太监[TaiJian]，均著即行绞决。此外尚有太监[TaiJian]几人，著丁宝桢于讯明后一并绞决，以儆效尤。其余随从[SuiCong]人等迹近匪类者，即懔遵前旨，分别惩办……安得[AnDe]海衣物等项，毋庸存储藩库，即由该抚派员解交内务府查收”（《清穆宗实录》卷264，第26页）。经丁宝桢亲自审讯，将陈玉祥等6名随同出都太监[TaiJian]绞决，安得[AnDe]海的管家黄石魁、田儿及5名保镖共7人以“迹近匪类”一并正法；随从[SuiCong]苏拉及安得[AnDe]海亲属等8人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丁文诚公奏稿》，第223—224页）。所起获之物品，丁宝桢令人一并登记造册，计有骏马30余匹，最良者日行600里；黄金1150两；元宝17个；极大珠5颗；真珠鼻烟壶1枚；翡翠朝珠1挂；碧霞朝珠1挂；碧霞犀数10块，最重者至7两。其余珠宝亦甚多（《庸盦笔记》，第83页）。
　　早在9月9日清廷第一道密谕下发之后，消息很快传出，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并对丁宝桢交口称赞。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翻阅邸钞，见安得[AnDe]海伏法，精神为之一振，将邸钞给幕僚们传阅，并呼丁宝桢字说：“稚璜成名矣！”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曾国藩闻讯后也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薛福成选集》，第129页）。

　　安得[AnDe]海被处决后，丁宝桢曾命暴尸三日，以示严惩。事后，由历城县知县孙善述为其购地埋葬（《庸盦笔记》，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