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威[QuanWei]主义的经济神话

　　二十世纪的专制与民主、独裁与共和、极权与民权的共同存在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光怪陆离的时期，套用狄更斯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这样丰富的语言也不足以概括这个期间云谲波诡、天上人间的大千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使先人幻想的千里眼、顺风耳、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都变成了现实，在没有战火和天灾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哈耶克语）上，竟留下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政治家的自私贪婪和权大无边的狂妄使人类经受了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的灾难；联合国、货币基金、世贸、世行……等国际组织，使人类的各项活动日渐趋向和平共进，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相反还蒸蒸日上。没有第三世界生活经历的亨廷顿们，自以为是地在隔岸观火中给发展中国家指引道路：政治权威[QuanWei]——社会稳定——改革[GaiGe]开放——现代化。于是权威[QuanWei]主义被东方学界一些惯于条陈奏折的知识精英们奉若神明，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GaiGe]指点迷津。

　　实质上，权威[QuanWei]主义既不是哲学原理，也不是思想理论，更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权威[QuanWei]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指出来的，稳定固然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逐渐坏死，机能丢失。一切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无法做。由此一来，悬殊的贫富差距必定引起人们的不满，出现不稳定现象；而改革[GaiGe]带来的温饱解决后，人们开始在精神上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言权，这是某些人不能答应且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于是，权威[QuanWei]主义提示：用各种手段加强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强化统治力量，以保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些手段不仅有法律，还有随时出台的法令，随机发布的行政条例，必要时调动军警力量，以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达到“维稳”的目的。权威[QuanWei]主义之所以被萧功秦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源于这样的“发展逻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比吃饭更大的问题了，民以食为天嘛。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要先维护社会稳定，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依靠拥有权威[QuanWei]的统治者[TongZhiZhe]才能实现，所以应该拥护权威[QuanWei]，应该崇拜权威[QuanWei]主义。萧先生[XianSheng]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新权威[QuanWei]——政治稳定——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从对这个模式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萧先生[XianSheng]认为权威[QuanWei]主义是可以发展经济的：因为亚洲个别后发展国家的经验是权威[QuanWei]主义开放了市场，带来了“市场经济”，于是经济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活力，经济繁荣起来，物质丰富了许多。萧先生[XianSheng]还想说：清末[QingMo]时民族资本工业的蓬勃发展，不就是统治者[TongZhiZhe]开禁，在垄断的国有经济中裂开一道缝，让民族资本创业出现的？然而萧先生[XianSheng]在竭力推崇权威[QuanWei]主义的同时，却忘记了发展中国家昔日的经济匮乏、人民贫困、国家贫弱，正是权威[QuanWei]主义统治下的经济垄断限制了自由、扼杀了活力、杜绝了竞争、闭塞了流通，造成了市场萧条的结果。对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XianSheng]在文章中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历史空白”？这样把权威[QuanWei]主义与经济发展扯到一起，不仅不能让人信服，凡是过来人都是深以为警觉的，因为他们吃尽了权威[QuanWei]主义在经济领域肆虐的苦头。何况经验和常识告诉人们，权威[QuanWei]主义与发展经济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不管怎么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萧先生[XianSheng]的过人之处是，权威[QuanWei]主义在他设计的模式中有一个前置词：“新”，所谓新权威[QuanWei]主义、新权威[QuanWei]，这个“新”的唯一含义就是权威[QuanWei]主义者看到了市场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和作用，这是新权威[QuanWei]与旧权威[QuanWei]的根本区别。于是，具有权威[QuanWei]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给长期封闭、停滞、萧条的市场吹进了新风：当消费产业、消费产品、消费市场、农产品、价格一放开，经济繁荣奇迹般地出现了。不过这种“经济奇迹”并非像像权威[QuanWei]主义者喋喋不休的是东南亚某国的经验，远在四十多年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已经用他的伊朗特色的“帝国市场经济”创造了，只是巴列维因其特殊的国情，被宗教势力推翻了，无法记入权威[QuanWei]主义的经验簿上罢了。新权威[QuanWei]创造的“奇迹”没有什么奥秘：当市场部分地放开以后，长期在专制帝国垄断经济中受尽贫困折磨和精神压抑的人们，其天生的“致富欲望“（马克思语）像开了闸的江水般汹涌成经济社会微观层面上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这才是国家财富源源不断的活水源头，是新权威[QuanWei]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但这种“经济奇迹”的好景不会太长，因为新权威[QuanWei]仍控制着资源，仍垄断着资本市场，垄断着金融，垄断着证券，垄断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上游产业。于是，新权威[QuanWei]领导的“市场经济”出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的中小型企业，在短短几年的风光后日渐被“垄断”所吞没。何况政府永远热衷于用权力的大手笔创造“经济奇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泡沫，这些泡沫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破灭，于是危机必然出现。萧先生[XianSheng]不应忘记，曾被权威[QuanWei]主义者奉为楷模样板的东南亚诸国，辉煌了不几年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金融危机一夜间摧垮，某国总统在本国经济瞬时跌入深渊中骂金融大鳄索罗斯偷袭，骂西方财团贪婪。这个义愤填膺的新权威[QuanWei]似乎不懂得商场如战场，骂商人贪婪，犹如骂小偷盗窃，骂强盗抢劫，不是很无知吗？作为过来人的萧先生[XianSheng]，似乎直到今天仍未从东南亚新权威[QuanWei]样板的神话破灭中醒悟过来，并未反思新权威[QuanWei]的权大无边——政府进入市场“发展经济”造成了虚假的经济泡沫，才使国民经济不堪一击。要不，萧先生[XianSheng]怎么会在今天又操起二十多年前一度聒噪学界的权威[QuanWei]主义崇拜，为处于改革[GaiGe]困境中的今日中国设计出同出一辙的“发展模式”？

　　不知为什么，推崇权威[QuanWei]主义的萧先生[XianSheng]没有注意到，权威[QuanWei]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为人人都有的自私与贪婪提供了方便，经营者利用裙带关系敲开了权力者的后门，权力者则将权力物化后通过后门拿到市场上去交易，于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GaiGe]中一夜间冒出一个暴富的权贵阶层。这样，专制帝国时代仅表现在极少数特权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并不扎眼的贫富差距，便被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代替。两极分化是社会动乱的温床，萧先生[XianSheng]不惜笔墨地为新权威[QuanWei]张目的理由——“不稳定因素”多是从这个温床孕育出来的。上述几个国家的改革[GaiGe]所导致的革命都与两极分化有关，所以两极分化是所有统治者[TongZhiZhe]极为关注的事情。由此看来，改革[GaiGe]中之所以会出现不稳定，是源于不公正改革[GaiGe]造成的两极分化，于是决定改革[GaiGe]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明朗化为公正的原则。萧先生[XianSheng]只看重权威[QuanWei]主义可以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却无视不稳定因素是怎样产生的这个根本问题。于是，这种颠倒的认识不仅使他的新权威[QuanWei]“维稳”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其“发展模式”都是在这种本末倒置的结论中设计出来的。不难看出，萧先生[XianSheng]的“发展模式”把决定改革[GaiGe]生死存亡的要害完全掩盖了。

　　实际上在专制帝国里，统治者[TongZhiZhe]不仅不缺乏权威[QuanWei]，那权威[QuanWei]都是“君临天下”，让万民五体投地、诚惶诚恐的。从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都被牢牢地限定在相应的位置上，为国家机器的运转老老实实地恪尽职守，唯恐失职有误。当人的生存都系于“一元化领导”的权力体系上时，连人自身也交给权威[QuanWei]了。谁若不唯权威[QuanWei]的马首是瞻，谁必定要吃亏、要倒霉，连生路都成问题，这是专制帝国里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平常事。所以在专制帝国里谈加强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犹如画蛇添足一样，本来就“威加海内兮”地凛立在那里，还有什么可加强的？再加强岂不成了暴政？当然，萧先生[XianSheng]所说的加强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是针对改革[GaiGe]时期说的，因为他发现清末[QingMo]新政[XinZheng]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统治者[TongZhiZhe]在新政[XinZheng]中权威[QuanWei]流失，以至“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改革[GaiGe]”，无法平息“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及“保路运动”，无法控制社会动荡，于是“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局面终于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宣统皇帝退位，满清王朝寿终正寝……这样说，看上去符合历史事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说法。然而问题的要害是：清末[QingMo]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是怎样流失的？是因改革[GaiGe]流失的，还是因不改革[GaiGe]流失的？如果是改革[GaiGe]流失的，按照萧先生[XianSheng]的“维稳”的逻辑，这新政[XinZheng]原本就不应该有，不应该推行改革[GaiGe]，满清的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便不会流失，即便出现“不稳定因素”，也会被权威[QuanWei]消灭在萌芽之中，达到“维稳”的目的。若其这样，谈什么清末[QingMo]新政[XinZheng]，谈什么改革[GaiGe]，岂不也成了毫无意义的多余的话了？说历经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因为推出新政[XinZheng]，因为改革[GaiGe]，因为资政院、咨议局这样的“说话平台”的出现，其权威[QuanWei]就在国人心目中一夜间消失了，能符合当年的社会实际情况和国民心态吗？事实上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浸淫的中国人，直到新政[XinZheng]失败若干年后，仍然有着帝王情结，有着发自骨子里的权威[QuanWei]崇拜。不是吗？连萧先生[XianSheng]这样的知名学者，都还在讲着太多的权威[QuanWei]崇拜的话，更遑论百年前的国民了。所以一场清末[QingMo]新政[XinZheng]，怎么能轻而易举地将几千年形成的对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崇拜给改革[GaiGe]掉了呢？若不是事关切身利益，若不是生死攸关，若不是关乎中国人的命运与前途，若不是统治者[TongZhiZhe]明目张胆地欺骗天下人，谁会吃饱了喝足了没事找事地去“请愿”，去“保路”，去“立宪活动”？细究这些在萧先生[XianSheng]看来是应该平息的“不稳定因素”，其实并没有要打倒谁的意思，那些一腔热血要求改革[GaiGe]、追求进步、希望国富民强的“神圣同盟”们，不是仍以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为自己行动的前提？当然清末[QingMo]新政[XinZheng]最终还是引发了革命，说明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最终还是流失了，不过流失的原因只能归咎于统治者[TongZhiZhe]自己不改革[GaiGe]、假改革[GaiGe]。当国人正满怀希望、充满信心地拥护新政[XinZheng]、期盼改革[GaiGe]时，竟发现“改革[GaiGe]是虚假的”、“内阁换汤不换药”，“资政院”“咨议局”成了没有作用的清谈馆，仅供装点门面欺民惑众，唯一的真实是，政权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改革[GaiGe]中愈演愈烈的腐败。不仅革命党人绝望了，连满清王朝俸禄养活的各省大吏都绝望了，全体中国人民都绝望了。人在绝望中还有什么选择？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受尽奴役与屈辱、并被“不愿放弃”的统治者[TongZhiZhe]欺骗后而绝望了的先辈，怎么可以那么轻巧地责难他们绝望后的革命？萧先生[XianSheng]怎么可以对他们那么不动情地只看到王朝政权失去的“整合”能力，并为统治者[TongZhiZhe]的权威[QuanWei]流失一唱三叹，而对民族危亡下水深火热中的当年国民无动于衷？又怎么可以既不顾历史事实，又不顾今日中国改革[GaiGe]困境的真实情况，在书斋里好为人师地为时下的国人献上一条开历史倒车的“新权威[QuanWei]主义”？

　　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三年后还未复苏，萧先生[XianSheng]不应该不知道，导致这次全球经济地震的美国次贷危机，恰恰是美国前任总统的“住者有其屋”的政治承诺在实践上的全民不良贷款造成的。也就是说是政府干预金融参与发展经济的结果，与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崩盘，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几次通货膨胀一样，都是政府发展经济后的必然现象。毋宁说，都是权威[QuanWei]主义这个幽灵的魔力多么令人惊骇的表演！所以凡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和负责任的政治思想学者，无不重提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无不倡言把发展经济的权力还给企业家，政府应该收回在市场上的那只“看得见的手”，政府应该回到本职工作——坚守正义，维护公正，为社会发展经济提供保障与服务。在一个正义守道、公正行世的法制社会里，相信萧先生[XianSheng]所担忧的“不稳定因素”会被公民克制在自身的理性中，会被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组织消化在“萌芽中”。这样的社会不相信权威[QuanWei]，相信法权；不相信国家，相信宪政；不相信权威[QuanWei]主义，相信“无赖原则”——这些都是人类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历经三百年时间才成熟起来的经验！这个经验向萧先生[XianSheng]担忧的随时会有“不稳定因素”出现的发展中国家昭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淡化政治权威[QuanWei]为标志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中世纪、专制帝国、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权威[QuanWei]主义的笼罩下无法出现成熟的法治社会，无法实现民间自治，无法兑现作为个体的公民之自由——而人类的经验告诉发展中国家：唯这些“法治”、“自治”、“自由”才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土壤。历史的教训是，这一“条件和土壤”在权威[QuanWei]主义的魔力下只能遭到破坏和沙化。作为历史学者的萧先生[XianSheng]怎么能无视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视人类文明进步的事实，自以为是地重弹权威[QuanWei]主义的老调，借今日中国改革[GaiGe]困境之机，推出用最具诱惑力的“民族特色”包装起来的“发展模式”呢？

　　萧功秦先生[XianSheng]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道，“通过对清末[QingMo]新政[XinZheng]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GaiGe]中类似问题的启示”。那么类似于清末[QingMo]新政[XinZheng]的当下中国改革[GaiGe]的问题是什么？他在文章中没有具体的表述。关于“当下中国”，他却用了不少文字谈了“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当政者现在的权威[QuanWei]……出现了增殖”，“中国两极分化的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对此，李维民先生[XianSheng]已在《清末[QingMo]新政[XinZheng]破产的教训》（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中作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这里不赘。我这里只想提醒萧先生[XianSheng]，若能走出书斋，到各大城市坐坐出租车——确如众人所说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城市的窗口和社会的温度计——便会从他们骂一部分人是怎样先富起来的，骂大多数人是怎样沦为新的无产者，骂官场腐败、教育腐败……我们应该吃惊地发现萧先生[XianSheng]的“研究”结论是多么的与“当下中国改革[GaiGe]的类似问题”南辕北辙！更不用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样的现实情况。其实，“当下中国改革[GaiGe]的类似问题”不必“研究”，连不专门研究的平民百姓都清清楚楚，像愈演愈烈、久治不愈的腐败；像创造了大多数中国人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陷入国进民退带来的困境；像房地产总市值为GDP的两倍这样的高危泡沫及民怨鼎沸的房价；像在“发展经济”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叫苦连天；像学校越来越官僚化、衙门化……这一切困境，都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对此，温家宝总理已直言不讳地承认政治改革[GaiGe]面临困难和阻力，并大义凛然地表达了“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GaiGe]，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萧先生[XianSheng]何必在文章不该回避的重要问题上或“犹抱琵琶半遮面”，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呢？如前所述，如果说清末[QingMo]新政[XinZheng]失败在政治体制改革[GaiGe]的不作为上，那么，时下中国走出改革[GaiGe]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推行政治体制改革[GaiGe]，别无选择。因为产生时下中国改革[GaiGe]困境中的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指向政治体制。这是谁也掩饰不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实。说到底，这个“事实”正是三十年改革[GaiGe]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GaiGe]滞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