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GeMing]的群众基础从来都是决定成败的第一要素

　　革命[GeMing]伟人曾经说过：“农民是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中心问题”，虽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一直有人认为此说与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有抵触，但用中国[ZhongGuo]历史事实做检验，却是正确不过的结论。辛亥革命[GeMing]的情况如何呢？基本上可以说农民缺位。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明革命[GeMing]党人当时[DangShi]曾经在农村尝试过发动农民的工作。农村和农民对革命[GeMing]的态度和反应，大致就是鲁迅的小说《药》、《阿Ｑ正传》和《风波》里所写到的情形。四亿农村人口对民主[MinZhu]革命[GeMing]的冷漠和麻木，大约用《药》里面“花白胡子”说的“疯了”一词就能概括，而“航船七斤”对失去辫子的惶恐也正说明他们[TaMen]距离民权意识有多么遥远。所谓“立宪民主[MinZhu]”云云从何说起？对于在长期专制制度下习惯于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绝大多数农民，犯上作乱从来不是他们[TaMen]的向往和追求，甚至可以说，在动乱的过程中，他们[TaMen]的情感选择更多的可能是倾向于保皇。这是小农的阶级本性使然，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知，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才会提出“让小资产者无产化，然后强迫他们[TaMen]革命[GeMing]”那样一类残忍的口号。

　　当然，在辛亥革命[GeMing]期间，也有过以农民军为名义的武装力量的介入。不过那大多都是各地的帮会势力。中国[ZhongGuo]的游民无产者和农民的关系历来很近，它最初的含义就是指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个阶层在历史的变革关头常常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由于其“破坏性强”，对于摧毁旧秩序最能发挥独特的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GeMing]前期，南方的主要帮会哥老会（洪门）、三合会、三点会等和革命[GeMing]组织（孙中山[SunZhongShan]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GuangFu]会）等，都有过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GuangFu]会只不过是三合会的分支。帮会力量对早期革命[GeMing]的贡献不可谓小，在武昌起义前的多次武装暴动中，冲锋陷阵主要就靠他们[TaMen]，因而牺牲的人员也最多，包括一些领袖人物，像广东的郑士良、湖南的马益福等。清廷倾覆以后，被立宪派势力夺去了性命的还有湖南的焦达峰（哥老会的龙头老大，当了十天湖南都督）、浙江的王金发等。

　　但是，革命[GeMing]后，会党势力的遭遇却很不理想，南京的临时政府根本没有适当考虑他们[TaMen]的安置问题，立宪党人不必说，就连同盟会的领导层都有意识地疏远了一直倚重的会党，怕他们[TaMen]玷污了自己的形象。此事在海内外造成的影响颇大，国内的会党，得罪了也就得罪了，反正已经用不着他们[TaMen]再出力，海外就不然了，美洲的洪门致公堂可是财大气粗的，心中十分不满。在接踵而来的“二次革命[GeMing]”时，孙中山[SunZhongShan]再度赴美筹款，洪门的弟兄竟然没有人到码头迎接，情形十分尴尬。不过孙先生不愧有“孙大炮”的美誉，后来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又重新启开了洪门大佬手中的钱袋。会党势力（主要指游民无产者阶层）曾经被革命[GeMing]党人寄予很高希望，但结果却并未在革命[GeMing]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所以通过辛亥革命[GeMing]，他们[TaMen]也未能如历史规律所表现的，大批进入主流社会上层，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TaMen]从此日益迅速地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了。

　　在辛亥革命[GeMing]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新军”——即“新建陆军”。这是清朝政府在1894年按照德国和日本的方法组建的一支新式军队，1895年起交由袁世凯统率和训练，1898年编成所谓“北洋六镇”（镇相当于师，标准编制一万两千多人），随后南方各省也分别组建新军，共编练成十六个镇和十六个混成协（协相当于旅）。新军的兵员实行考选制，对年龄、文化、体格都设有较高的标准。待遇当然也比较优厚。因为自1905年起废除了科举，青年小知识分子投入新军的颇为不少，其中便有许多革命[GeMing]分子渗入，并在其中不断发展同情者。“北洋六镇”由于一向政治上控制较严，革命[GeMing]思想的影响很有限（这也是构成后来的南北对立和军阀混战的前因），而南方各省的新军则大多已建立了各自的秘密组织（如1911年秋天，住武昌的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中，就已经有一千余人参加了“文学社”），随时准备揭竿起事。革命[GeMing]的危机，已经是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

　　武昌起义确实也正是一起偶发的枪击事件所导致。一名士兵开枪打死了巡哨的排长，各队认为枪声是起义信号，就在值星班长（棚目）指挥下进攻军械库，并公推库中的队官（连长）为总指挥。连长的声望和见识显然不能应付眼前的大阵仗，在攻克巡抚衙门后，便推举（实际上是强迫）协统（旅长）黎元洪为总督，宣布独立。紧接着，南方各省的新军在革命[GeMing]党人军官带领下先后举事，纷纷独立。摧枯拉朽的形势逼得清廷交出了政权。一个也算庞然大物的专制帝国，竟这样轻易地土崩瓦解了，不能不说新军的反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证明，衡诸中国[ZhongGuo]的国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实是一条真理。不过，要说士兵就是辛亥革命[GeMing]的群众基础就很勉强，因为他们[TaMen]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全国号称十六个镇，但除了北洋六镇和驻武汉的第八镇、驻南京的第九镇外，其余各镇都是组建不久，兵员装备不足，而且欠缺训练。每个镇的驻地都在国防要津，中部各省如河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仅驻有一个混成协（辖两标，即两个团，总计不过三千余人）。以如此少的兵力就想决定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命运，只说明了清朝统治的极度虚弱。

　　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的市民（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工人、店员、学生及各色脑力或体力劳动者），是否构成了辛亥革命[GeMing]的群众基础呢？没有！第一，当时[DangShi]代表现代生产方式的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层，力量都很弱小，用孙中山[SunZhongShan]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集会上的话来说，“中国[ZhongGuo]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事实上，市民阶层最能表现实力的街头政治到1919年才被推上舞台。第二，中国[ZhongGuo]最早的资产阶级多蜕变自官僚地主，故一直有绅商之称。他们[TaMen]在政治上大多支持君主立宪，并不赞成暴力反清。张謇、汤化龙这类人才是他们[TaMen]的政治代表，对孙中山[SunZhongShan]及其主张（特别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民权主义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根本不予认可。孙先生本人也从未表示过和资本家有什么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在临时国会讨论新国会议员参选条件时，同盟会提出的方案，对资本家参选从财产、学历等方面作了诸多不利的限制，当时[DangShi]还是袁世凯出面为他们[TaMen]说话。所以有日本学者指出，以同盟会的号召力为主体的辛亥革命[GeMing]很难被确认为资产阶级民主[MinZhu]革命[GeMing]。

　　看来，辛亥革命[GeMing]有限的人力资源并非出自于某一广大的社会群体，它的群众基础就是以同盟会为首的少数革命[GeMing]团体及其影响下的部分新军士兵。其人数就中国[ZhongGuo]而言真是少得不成比例。是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构成了它一夕而竟其功的条件。同盟会及其周围的革命[GeMing]团体的基干成员，大多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中上知识分子（其中又以留日学生为主）。他们[TaMen]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些类似沙皇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九世纪的民意党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革命[GeMing]党人），比如成员的社会属性、激进的政治观点和激烈的斗争手段等。民意党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结果是导致了国家从改革向专制的倒退，最终党自身被瓦解；汪精卫暗杀摄政王失败，结果却推动了革命[GeMing]形势的发展，他和他的党在不经意间被送上了政治舞台的最显眼的位置。这真是历史不可捉摸的吊诡之处。

　　既然辛亥革命[GeMing]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甚至看不出鲜明的阶级背景，那么，通过这样一场兵变似的革命[GeMing]，想在一个老大封建帝国建立起现代民主[MinZhu]政体，只能说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