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严重不足

　　任何革命[GeMing]，思想（理论）准备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当思想向行动转化时，才会进入组织准备的程序。然后，两个准备相辅相成，推动革命[GeMing]的发展。辛亥革命[GeMing]的思想（理论）准备是很欠缺的，唯一稍具分量的理论资源——三民主[MinZhu]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孙中山[SunZhongShan]在1905年和1906年才分别提出的概念。当时[DangShi]正值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及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孙先生语焉不详，与会者亦未多加注意，而刚刚合并的光复[GuangFu]会就对纲领口号提出不同意见，除了对民族主义的解释（“驱除鞑虏”）大家认识一致外，其他如涉及“民权”的“建立民国”、涉及“民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都有争议。最后导致了除蔡元培以外，光复[GuangFu]会的人马和同盟会渐行渐远，基本上只是保持了一种统一战线的关系，在革命[GeMing]行动的策划和实施上各行其是。

　　孙中山[SunZhongShan]虽然也提出了“驱除鞑虏”，但它所要表达的中心意义是推翻帝制，正如他后来所解释的——“就是汉族人当皇帝，也是非打倒不可的”。而且，他最早发现“驱除鞑虏”这个口号不仅反映了有违时代潮流的种族主义情绪，在实践上也绝不可行。一则当时[DangShi]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并非中国[ZhongGuo]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驱除了满人并不能就此实现国家的富强和进步；二则中国[ZhongGuo]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作为中国[ZhongGuo]人的一部分，都应享受平等的权利。谁该被赶走啊！三则往哪儿赶啊？赶回他们[TaMen]祖先的居住地，那岂不是要接受国家分裂的局面？于是在辛亥革命[GeMing]中适时地将这条改成了“五族共和”的国策。这一改，效果是积极的，它避免了革命[GeMing]中种族间的仇杀现象，更维护了国家的法理上的一统，如果为了配合驱除鞑虏的口号，一味强化翻二百六十年前的旧账以激发民族仇恨的宣传，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还真难说。

　　把“驱除鞑虏”这样的近乎愚昧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绝对不是革命[GeMing]的光荣，而且，它反映的只是宋朝以后积弱的汉人褊狭的民族意识，也并不符合儒家以夏变夷、包容天下的传统理念。汉唐时期充满自信的中国[ZhongGuo]人是根本没有什么种族偏见的：“夷法治之则夷；夏法治之则夏。”法是什么？就是制度、文化。所以，国人从来没有把北魏孝文帝元宏当成一个“胡虏”，相反称颂他是一代明君。辛亥革命[GeMing]的精英们为了宣传和鼓动的方便，以“驱除鞑虏”为第一条、而且是惟一一条共同确认的政纲，只能说是反映了时代背景和个人见识带给他们[TaMen]的局限性，以至一场民主[MinZhu]革命[GeMing]，竟未能把民主[MinZhu]共和观念放在首位推介和宣传。

　　不过，以国家的专制传统和民智开发的程度，当时[DangShi]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教化，确实也难乎其难，危险不说，还势必会招致朝廷和百姓一致的抵制。何况，究竟要不要建立民主[MinZhu]宪政国家，连革命[GeMing]阵营内部的意见也并未统一。比如，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就表示了支持帝制的立场。直到南北议和期间，章氏还是临时政府北迁积极的推动者，并且自己也兴冲冲地跑到北京去（被袁世凯软禁，大闹总统府，大勋章做扇坠等等，那都是后话了）。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一三民主[MinZhu]义思想库里的重要内容，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反对。孙中山[SunZhongShan]多年游历欧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深有体会，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才踌躇满志地概括出民生主义的这两条口号。他曾经说过，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机体的病理现象，而不是生理现象，因此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通过激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办法。有病就治病，他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是最适用于中国[ZhongGuo]的药方。孙中山[SunZhongShan]大约也知道，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自己是远不及马克思的，但上述的“诊断”和“处方”所带来的自信，却决不因之而稍减。不料国人的响应并不热烈，同一营垒中的光复[GuangFu]会就提出，要求取消这两条口号，或者将“平均地权”改为“平等人权”。

　　思想理论上的不一致，必然导致组织建设上的软弱和混乱。同盟会始终就是一个联合阵线似的组织。它既无严密的组织结构，也无严格的组织纪律，由于政治理念、成员籍贯、私谊渊源等方面的异同，派系复杂，矛盾重重，进而至于在紧要关头不仅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掣肘，刀枪相向。这种亲痛仇快、贻误大局的例子数不胜数。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GuangFu]会三家在东京的合并，真正维持的时间不过一年左右。从1907年春为了《民报》的经费问题，光复[GuangFu]会的章太炎、陶成章就已经和同盟会翻脸，此后双方的笔战几乎少有间歇。1909年，章、陶二人还分别发表过《章炳麟公布孙文罪状书》和《宣布孙文罪状传单》，积怨之深可以想见。但由于活动地区不同（光复[GuangFu]会集中在长江下游苏、浙、皖，同盟会主要在两广两湖），倒也互不妨碍。辛亥起事，同盟会的陈其美当了上海都督，在浙江都督汤寿潜出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时，想趁机由自己兼领浙江都督。但汤已推荐了光复[GuangFu]会的领导人陶成章接替，于是陶、陈双方展开了争夺。浙江是光复[GuangFu]会众最集中的地区，陈一时自然不易得手，陶一向鄙视绰号“杨梅都督”的陈其美，两会交恶以来，颇多轻藐之词。公仇私怨纠集一身，陈其美顿起杀心，派自己的拜把兄弟蒋介石带领一名杀手，潜入陶成章藏身的医院，结果了陶的性命。陶成章死后，章太炎一介文人，狂狷之气有余，韬略之才不足，光复[GuangFu]会群龙无首，逐渐走向消亡。

　　章太炎和陶成章前后担任过《民报》总编辑，笔锋犀利，又好逞意气，对孙中山[SunZhongShan]的攻击文字中多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一派讼师笔法，极具煽惑力，一时给同盟会和孙中山[SunZhongShan]造成了颇大的被动。章太炎也曾痛骂过袁世凯，袁世凯震怒之后，却只是一笑置之，说“这是个疯子，不能跟他认真计较”。当时[DangShi]袁氏大权在握，并不担心书生的几句狂言能奈何得了自己，故而有此度量。而孙中山[SunZhongShan]却是在海内外四处奔走呼号的革命[GeMing]者，全凭个人的人格魅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如何承受得了章太炎他们[TaMen]的攻讦和丑化，于是不得不费心尽力替自己辩白，而对有些读者来说，事情却由此变得越描越黑。同盟会疲于应付之余，事业的推进也极不顺利。从1907年开始，在两广沿海及湘赣边区发动的起义一再遭到挫败。

　　光复[GuangFu]会分裂出去了，华兴会也很受影响。孙武、焦达峰等联络两湖地区的会党成立新团体——共进会。另立山头，当然不是好事。黄兴为此当面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答道：“同盟会举止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说：“如是，革命[GeMing]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笑答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这话实在是很类似山大王的口气和水平。不过当时[DangShi]这种对同盟会领导层无责任能力的指责之声确实普遍存在，这里举事，那里举事，不是一触即溃，就是自行瓦解，最惨烈的莫如辛亥三月广州起义，数以百计的革命[GeMing]精英（许多是从日本、香港赶来的青年才俊）横尸街头，而事前受命配合行动的队伍（如姚雨平指挥的新军）根本没有响应。后来黄兴在给总会的报告中愤慨地说：“此役无异于将我川、湘、闽、浙同志聚而歼之。”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一度陷于瘫痪状态。在武汉，孙武的共进会和蒋翊武的文学社达成了合作共识，准备发难。事前因制造炸药发生事故，所有领袖人物不是被捕杀，就是已逃匿。两组织的士兵成员不甘束手待毙，议决于10月10日鸣枪为号，起义自救。武昌起义颠覆了满清王朝，但在黄兴、谭人凤等领导人闻讯赶来主持汉阳保卫战之前，它却并没有任何革命[GeMing]组织在现场指挥，完全是一场由偶发事件导致的自发行动。

　　作为辛亥革命[GeMing]中居于最重要的领导地位并发挥最重大影响的革命[GeMing]团体，同盟会当时[DangShi]所经历的涣散和挫败，孙中山[SunZhongShan]无疑是负有责任的，虽然他毕生献身革命[GeMing]的精神崇高伟大，也不能改变这一历史的结论。谭人凤有一段评析孙中山[SunZhongShan]的话颇有参考意义：

　　中山本中国[ZhongGuo]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GuangFu]前，视为心腹者，仅……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捐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发难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乎！

　　谭人凤是同盟会里一位极具人望的长者（他比孙中山[SunZhongShan]还大六岁），急公好义，勇于任事，有道德楷模的风范。汉阳保卫战中，以五十多岁的病体坐镇前线，战事失利后黄兴走了，他独撑危局，稳住了黎元洪，才保住了南北议和的局面。宋教仁是他的挚友，但当宋氏要解散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联合成立国民党时，他力持反对意见，由此也可见此公原则性很强，而且对同盟会情感极深。他作出的对同盟会和孙中山[SunZhongShan]的决策失误的批评，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谭人凤的上述评析还只是说到武昌首义之前，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SunZhongShan]领导的革命[GeMing]团体（包括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GeMing]党以及1919年由中华革命[GeMing]党改组的中国[ZhongGuo]国民党），在一系列行动和决策上，继续表现出组织建设和革命[GeMing]目标之间的巨大落差。这无关乎孙先生或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指挥能力，在当时[DangShi]中国[ZhongGuo]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成熟的民主[MinZhu]政党，或者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国民的素质，决定了那个年代民主[MinZhu]政治革命[GeMing]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任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GeMing]只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GeMing]。孙中山[SunZhongShan]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理论就是来自于对上述现实的痛苦的体认，而那遭到后人许多质疑和反对的“漫长的训政”正是其中最宝贵的心得：民主[MinZhu]政治，这一步，必须要走，为了顺应历史潮流；这一步，有风险，踏空了，就会掉到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