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是日军[RiJun]侵占山东[ShanDong]后建立的汉奸政权[ZhengQuan]，自1938年成立至1945年瓦解，存在了7年多的时间（1943年8月后改为伪山东[ShanDong]省政府），是日军[RiJun]控制下的山东[ShanDong]省伪政权[ZhengQuan]的统领者。
　　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是在伪“济南[JiNan]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37年9月底，日军[RiJun]沿津浦路南下，进入山东[ShanDong]境内，12月强渡黄河，围攻省会济南[JiNan]。24日，韩复榘率10万大军南撤，并放火焚烧各机关、商埠仓库和胶济路、津浦路车站货场。日军[RiJun]随之兵临城下。济南[JiNan]秩序大乱，商埠被封，日侨商店、着火的仓库均被抢劫一空。济南[JiNan]道院统掌何素朴，红卍字会长、济南[JiNan]市律师公会会长张星五等人伙同济南[JiNan]商会部分人员，出面“维持秩序”，并商讨迎接日军[RiJun]办法。
　　济南[JiNan]道院创设于1921年，前身为马良部下刘绍基在济南[JiNan]设立的济坛。道院合基、回、儒、释、道五教为一，宣扬扶乩之类的封建迷信，为济南[JiNan]市达官聚会场所。1921年、1922年先后在道院设道德社和红卍字会（在北京设中华红卍字总会）。1923年，日本东京、横滨发生大地震，红卍字会曾携粮款赴日慰问，拉拢在日华侨在日本设道院。1924年后，道院和红卍字会在日本发展起来，其后，中日间常有来往。因此，济南[JiNan]道院和红卍字会便成为日军[RiJun]首先依靠的力量。日军[RiJun]沿津浦路南下时，日特就曾指使马良等人，以道院、红卍字会为基地，秘密组织“维持会”。
　　1937年12月27日上午9时，日军[RiJun]进入济南[JiNan]。何素朴带来的道院和佛教会的一帮人，红卍字会会长张星五带来的红卍字会的一帮人和商会方面的王子丰、韩纯一、李伯成、傅雨亭、张冠三等人，在经二路普利门夹道鞠躬，迎接日军[RiJun]进城。由于日军[RiJun]主力仍尾追南撤的韩复榘部队，日军[RiJun]进入济南[JiNan]时，驻军为数极少，市内秩序仍然不稳，少数人还在砸抢银行、仓库和车站货场等。战前撤离、复随日军[RiJun]卷土重来的日本特务、日商及战前在济南[JiNan]开代当（小型当铺），卖洋货，卖海洛因、吗啡、鸦片烟的日本浪人，更加有恃无恐，随日军[RiJun]肆意检查、抢掠。进城日军[RiJun]的肆意胡为更加重了秩序的混乱，首先是泰康食品公司和上海食物公司被砸，继而一般的点心铺也被砸。被砸的商户纷纷找商会，请求保障；砸店的人也找商会，责成供应。因此，两件事便提到日程上：一是组织傀儡政权[ZhengQuan]，维持市内治安；二是组织商会，维护市面秩序，保证日军[RiJun]供应。对日军[RiJun]来说，关键是人选问题。最初的人选有三人：济南[JiNan]商会会长辛铸九、济南[JiNan]道院统掌何素朴、亲日派军阀马良。他们分别代表着济南[JiNan]商界、宗教界和军政界的三支势力。这三支势力的主要人物实际上就是日后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的骨干，如商界的魏寿山，道院的唐仰杜、张星五、成逸安之流。依当时情形，对日军[RiJun]方面来说，出面组织政权[ZhengQuan]和商会的最合适人选莫过于辛铸九，但辛却予以拒绝。辛认为，由于日寇肆虐，市面混乱，危机万状，市民要求组织维持会，暂时维持市面秩序，因此可以出面向日寇交涉，但不当维持会会长。于是，辛、何、马三人便一起去见日军[RiJun]特务机关机关长，交涉维持市面秩序事宜。但此次交涉后，辛铸九不愿为虎作伥，避居济南[JiNan]东郊洪家楼天主教堂，坚不露面。而作为宗教界代表人物的何素朴又不便在军政界出头露脸，只能幕后操纵。这样，马良便成了维持会会长的自然人选。
　　马良作为以日本人为后台的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干将，一直是顽固的亲日分子，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因媚日杀害爱国同胞而为国人深恶痛绝，臭名远扬。这一点日本人是知道的，但在当时汉奸们有的裹足不前，有的瞻前顾后，有的吃肉嫌腥的情况下，把马良拉出来暂作利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938年1月1日，“济南[JiNan]治安维持会”正式挂牌，马良为会长，朱桂山为副会长。维持会下设秘书处、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和警察局。维持会名义上不是政府，实际代行政府职权，直属于伪华北临时政府，听命于日本军部的特务机关，受济南[JiNan]特务机关长中野英光大佐（后为渡边渡中佐）指挥，警察局还接受日军[RiJun]济南[JiNan]地区警备司令部及宪兵队的指挥。维持会集中了一批旧军阀、汉奸、政客，为伪山东[ShanDong]省政权[ZhengQuan]成立准备了骨干力量。
　　日军[RiJun]在扶持组建济南[JiNan]维持会的同时，继续沿津浦路和胶济路向山东[ShanDong]全省进犯。津浦路方面：1938年1月1日，日军[RiJun]第二军第十师团陷泰安、肥城；2日，自泰安分两路南下，一路趋兖州，一路趋东平，同日，陷大汶口；4日，陷兖州、曲阜、蒙阴。5日，韩复榘部放弃济宁，撤至运河西岸，主力退集曹县、成武、单县一带。6日，日军[RiJun]占邹县，11日陷济宁，2月25日陷嘉祥。至此，日军[RiJun]与国民党军队对峙于济宁、滕县、蒙阴一线。胶济路方面：1937年12月25日，日军[RiJun]占周村，沿胶济路东进，于1938年1月10日陷潍县；同日，日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开入市区，形成沿胶济路东西对进之势。1月15日，胶济铁路由南满铁路局接收；同时，津浦路北段亦被接收。同日，北平伪临时政府发表赵琪、张化南分掌青岛、烟台两市的任命。17日，以赵琪为会长的“青岛治安维持会”在青岛市山东[ShanDong]路总商会成立，下设秘书处、总务部、警察部。青岛、济南[JiNan]两维持会东西呼应，为日伪控制山东[ShanDong]全省创造了条件。2月3日，青岛日军[RiJun]一部东犯，进占烟台。4日，日军[RiJun]陷诸城，20日又陷日照、莒县，与国民党军队对峙于临沂一带。东西线日军[RiJun]形成对鲁南和徐州地区国民党军夹攻之势。3月7日，日军[RiJun]陷威海卫。至此，山东[ShanDong]大部地区成为沦陷区，日伪占据了主要交通线及附近城市。此时，日军[RiJun]正致力于对鲁南、徐州地区的进攻作战，无力全面维持占领区的局面，而汹涌发展的抗日武装组织和活动，已威胁着日军[RiJun]的后方安全。在这种情势下，仅有分散的治安维持会已不能应付局面，于是，扶植和组织一个统一的山东[ShanDong]省伪政权[ZhengQuan]已成为日军[RiJun]的必需。
　　1938年3月5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发布了成立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的命令，任命马良为省长。同日，马良及各厅长在济南[JiNan]就职，伪山东[ShanDong]省政权[ZhengQuan]正式开张。因韩复榘撤退时，已将原省政府建筑焚毁，伪省公署[GongShu]成立之初暂借岳庙街师范附小校舍作为办公地点，另派建设厅勘查城内贡院墙根街原教育厅、省立剧院一带地方，改建省公署[GongShu]房舍。该项工程自1938年7月开始筹备，至1939年3月竣工，历时半年，耗资9万元。此后，省公署[GongShu]迁入新址办公，至1945年瓦解，除警务厅外，各厅处都集中于公署[GongShu]内，采取合署办公形式。
　　伪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直属于伪华北临时政府，为山东[ShanDong]全省日伪统治区最高行政机关。马良任内机构设置如下：
　　设日本顾问1人，由临时政府发表西田畊一充任。所属各机构亦分情形设日人顾问。这些顾问，名为“指导”，实是省公署[GongShu]的真正操纵者。
　　设省长1人，由临时政府任命，“综理省政并监督所属机关与道市县及其职员”，指挥监督全省的警团及警备队。
　　设省政会议，作为最高议决事机构。普通会议，每星期二、四、六上午举行，特别会议，由省长临时召集。
　　设参事室，置简任、荐任参事各2人，承省长之命办理省内各项规则的选拟审查和省长交办事项。
　　设各业务机构，初为五厅：总务厅，厅长劳之常；民政厅，厅长晋延年；财政厅，厅长唐仰杜；建设厅，厅长庄维屏；教育厅，厅长周履安（未就任，厅务实由郝书暄代理，1938年11月任命郝为厅长）。1938年4月增设警务厅，厅长张亚东。5月，总务厅改组为秘书处，秘书长晋延年（兼民政厅长），省公署[GongShu]机构变为五厅一处。
　　除以上各厅处，省公署[GongShu]还设有省会警察局（隶属警务厅）、山东[ShanDong]省警察总队（直属警务厅）、山东[ShanDong]省警官训练所（直属警务厅）、山东[ShanDong]省行政人员训练所（直属省公署[GongShu]，由省长、民政厅长兼任正、副所长）、赈灾委员会、土地陈报处、河务管理局等直属、附属机构。
　　省以下地方机构，分为道（市）、县、自治组织三级。道公署[GongShu]为所辖各县的行政监督指导及省长委任事项的执行机关，设道尹1人，承省长之命指挥监督所辖各县行政与职员，对驻扎道内的警团及警备队有节制调遣权。道署内设秘书室、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警务科。全省分划为4个道公署[GongShu]和2个市公署[GongShu]：鲁东道（道尹张化南，设公署[GongShu]于烟台市）、鲁西道（道尹朱泮藻，初设公署[GongShu]于泰安，不久迁济宁）、鲁南道（道尹方永昌，设公署[GongShu]于益都）、鲁北道（道尹成逸庵，1939年8月易为王露洪，设公署[GongShu]于德县城）；济南[JiNan]市公署[GongShu]（市长朱桂山）、烟台市公署[GongShu]（1938年1月15日，伪华北临时政府任命张化南为烟台市长。2月3日，日军[RiJun]进占烟台，4日，张化南在烟台成立市公署[GongShu]，直属临时政府。省公署[GongShu]成立后，市公署[GongShu]转属鲁东道公署[GongShu]，辖烟台市区及威海专员公署[GongShu]、龙口行政专员区、长山列岛专员办公处等）。
　　县公署[GongShu]，系县之行政机关，设县知事1人，综理县政并指挥监督所属机关及职员，指挥监督本县警团及警备队。县知事下设秘书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及警务局。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山东[ShanDong]全省成为沦陷区，但由于日伪兵力不足，许多县城仍控制于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之手，伪县公署[GongShu]的设置非常缓慢。1938年日伪所控制的县政权[ZhengQuan]为53个。即使是日伪统治最高峰、最疯狂的1941年和1942年，全省也只有103名和102名县知事。整个抗战时期，日伪一直没有控制过全省县政权[ZhengQuan]，而是一种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互相争夺的局面，一个县甚至会出现国、共、伪三个不同的县长（知事）和机构，你占县城，我居乡间。
　　自治组织是伪政权[ZhengQuan]的基层组织，实行区乡镇长制度（济南[JiNan]市为区坊长制度）。区乡镇长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五户为一邻，五邻为一闾，若干闾为一庄，若干庄为一乡或一镇，若干乡或镇为区，各设庄长、乡镇长和区长，隶属于县公署[GongShu]。济南[JiNan]市区坊长制度为：全市划为10区，各设区长1人，组织区公所，每区10坊，各设坊长1人，主持坊公所事务，坊长下设闾长、邻长，区设坊长联合会，区以上设区联会。自治组织与政权[ZhengQuan]行政组织相结合，组成自上而下的统治系统。
　　青岛市伪政权[ZhengQuan]。青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对外联系的特殊作用，使其在政权[ZhengQuan]组织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形式。国民党统治时期，青岛为特别市，直属中央政府。伪政权[ZhengQuan]保留了这一特点。1938年3月，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成立时，青岛市仍保留治安维持会机构，管理青岛市事务，直属伪华北临时政府。1939年1月9日，伪华北临时政府任命赵琪为青岛特别市市长并授命组织伪政府。10日，赵琪在青岛就职，成立青岛特别市公署[GongShu]，直隶于伪华北临时政府。15日，伪政权[ZhengQuan]由总商会迁至沂水路官舍办公，机构设置如下：公署[GongShu]顾问，以日本海军大佐（后升任少将）、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所所长柴田弥一郎充任，后又聘兴亚院嘱托中村忠充为辅佐官；总务局，局长周家彦；社会局，局长姚作宾；警察局，局长陆梦熊，3月陆辞职，另以傅鑫充任；财政局，局长吕振文；建设局，局长韩鹏九；海务局，局长由韩鹏九兼，8月免，另以尹授一充任；教育局，局长陈命凡；卫生局，局长马扬武。1939年6月，胶县、即墨两县划入后，特设乡区行政筹备事务局，局长由周家彦兼任。总计9个局机关。为便于日人操纵，警察局、财政局、教育局、海务局、总务局、建设局等分别由一日本人充任副局长。
　　马良任内的一年（从维持会算起），可说是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的初建时期，虽然省内秩序和各级行政机构仍不稳定，但已基本搭起了伪政权[ZhengQuan]的架子。
　　马良之流虽然忠心为日军[RiJun]效劳，但仍不为日军[RiJun]所满意。不满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如前所述，马良在山东[ShanDong]臭名昭著，威信扫地；二是这时期山东[ShanDong]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日伪政权[ZhengQuan]推进缓慢、局势不稳。马良也因此常受到日军[RiJun]责难，甚至污辱，当省长不及半年，日军[RiJun]就想将其撤掉代之以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日军[RiJun]再次盯上辛铸九，但辛仍“以年老多病不能任事为辞”。1938年底，日军[RiJun]又派伪省公署[GongShu]秘书邵锡忱劝说辛接任伪省长职，并威胁说：“这样可以保全身家性命。”然而，辛仍坚辞不就。日军[RiJun]见辛不肯就范，便施以人身迫害，派特务以“通匪”之名将辛关进监狱，吊打37天之久。后在地方人士多方营救下，辛才免于一死。既然辛铸九拒而不出，伪省长这顶乌纱帽就落到了唐仰杜的头上。　
　　唐仰杜，字露岩，山东[ShanDong]邹县人，清末举人，曾就读于山东[ShanDong]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京师译学馆。抗战前历任山东[ShanDong]省财政厅科长、省议会议员、省会市政厅总办等职。1938年3月任伪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财政厅厅长。1939年1月31日，伪华北临时政府下令免去马良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省长职务，调临时政府任职，任命唐仰杜为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省长。2月1日，唐在济南[JiNan]正式就职。
　唐仰杜时期的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比之马良时期，呈现出强化的趋势。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局势变化和日军[RiJun]战略部署的调整密切相关。1938年10月日军[RiJun]占领武汉后，中国战局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RiJun]减少了大规模的正面军事进攻，战略重点由军队长驱直入的地域扩张转向对已占领区的控制。这样，便出现了日本对华政策和行动上的两个突出变化：
　　其一，把大力扶持和建立伪政权[ZhengQuan]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侵华日军[RiJun]明白，单靠日本军队而不竭力收罗为其效力的汉奸，建立和强化伪政权[ZhengQuan]，是断不可能达到控制已占领区目的的。唐仰杜与马良的更换，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战略变化的结果。当然，日军[RiJun]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扶持单个的地方伪政权[ZhengQuan]，而是要通过对地方政权[ZhengQuan]的扶持和对汉奸头面人物的收罗达到拼凑一个统一的全国性伪政权[ZhengQuan]的目的。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ZhengQuan]在南京正式挂牌，形成表面上“统一”的中央伪政权[ZhengQuan]，华北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改属伪中央政权[ZhengQuan]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
　　其二，华北沦陷区成为日军[RiJun]的战略重心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呈现出趋向军事、政治、经济多面性和一体化的特点，军事力量也大大增强。1938年日军[RiJun]侵入山东[ShanDong]时，山东[ShanDong]地区防务主要由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担任。由于主要用于作战推进，日军[RiJun]对山东[ShanDong]的控制限于重要城市和交通线。1938年7月，第二军南调参加武汉会战，防务由方面军直辖部队接管，山东[ShanDong]无军的建制。方面军将山东[ShanDong]及南方津浦线划为乙防卫区，防卫部队为第五、第一一四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这是山东[ShanDong]日军[RiJun]力量最弱的时期。武汉会战后，日军[RiJun]于1938年11月11日组成第十二军，配置于山东[ShanDong]方面，所属部队计有：第十二军司令部，第五、第二十一、第一一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及骑兵集团；1939年1月，又将独立混成第七、第十旅团编入第十二军；4月，又将第三十二师团编入第十二军。军司令部设于济南[JiNan]，司令官为陆军中将尾高龟藏。山东[ShanDong]日军[RiJun]复置军建制。驻山东[ShanDong]日军[RiJun]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间分三期进行了所谓“治安肃正”，大规模地连续“扫荡”了山东[ShanDong]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
　　在此背景下，唐仰杜进一步强化了伪政权[ZhengQuan]统治系统，促成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高峰时期。
　　省级行政系统，重于职能强化与规范化，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机构增减变化不大。日本顾问仍为西田畊一，1944年11月西田卸任，由园田庆幸接任，直至日军[RiJun]投降。业务机构初仍为五厅一处：秘书处，秘书长易为张星五，张调任民政厅长后，易为俞康德，1942年10月俞调任教育厅长，易为肖彝元；民政厅，原任晋延年于1939年3月20日辞职，调张星五充任，1942年由马镇藩充任，1944年12月易为邵晋蕃；财政厅，初由唐仰杜兼，1940年1月易为李秉镕；建设厅，仍以庄维屏为厅长；教育厅，厅长郝书暄，1942年10月易为俞康德；警务厅，厅长张亚东于1939年8月辞职，由王水苍代理，1940年6月易为程镕，1943年11月易为姜恩溥，1944年10月易为崔建初。警务厅附属之省会警察局于1939年改组为省会警察署，归省公署[GongShu]直辖。1943年增设宣传处，处长由秘书长肖彝元兼任，8月易为赵君弼。
　　1943年8月后，省公署[GongShu]改称省政府，设省保安司令部，省长兼保安司令，统一指挥全省地方伪武装力量。
　　道（市）、县及基层行政组织系统，重于扩大与健全。武汉会战后，日军[RiJun]在山东[ShanDong]的军事力量的加强，使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控制区明显扩大。控制区的扩大要求行政机构扩大与加强。再者，日伪虽然在全省大部分县建立了县政权[ZhengQuan]，但真正能在全境推行政令的县并不多，多数县是伪政权[ZhengQuan]、国民党政权[ZhengQuan]、共产党政权[ZhengQuan]三方并存、争夺的局面。这也要求地方行政机构特别是基层组织的加强与健全，以增强控制力量。基于此，唐仰杜大力调整了地方行政系统。首先出台的是道区划的调整与增设。1940年6月，省公署[GongShu]提出改4道制为10道制的方案，7月，新道区制正式实行：登州道（道尹张化南，1941年11月易为常之英，1943年10月易为肖彝元，驻烟台，辖10县及烟台市、龙口特别区、威海卫特别区。

　　1943年，废除道与市、区之间的隶属关系，烟台市及龙口、威海卫特别区归省直辖）、莱潍道（道尹常之英，常调登州道后易为刘东秀，驻潍县，辖8县）、青州道（道尹方永昌，1944年8月易为王子枫，驻益都，辖11县）、沂州道（道尹王九思，1944年7月易为周庆余，1945年1月易为王峰青，驻临沂，辖7县）、兖济道（道尹朱泮藻，1942年11月易为王绍武，驻济宁，辖12县）、泰安道（道尹杜中，1943年9月易为杜杰，驻泰安，辖7县）、曹州道（道尹赵君弼，赵调任省公署[GongShu]宣传处长后易为朱经古，驻菏泽，辖13县）、东临道（道尹王永苍，1944年9月易为董政华，驻临清，辖17县）、济南[JiNan]道（道尹王露洪，1942年10月易为郝书暄，1943年10月易为常之英，1945年5月易为宋介，驻济南[JiNan]，辖7县）、武定道（道尹刘景尧，1943年10月易为张光沐，驻惠民，辖13县）。道公署[GongShu]各设日人联络员1人，“负联络指导之责”，实是道县政权[ZhengQuan]的实际控制者。1944年，成立青州特别行政公署[GongShu]和张店地区专员公署[GongShu]，原设青州道公署[GongShu]取消，变为9道1特别行政公署[GongShu]及1专员公署[GongShu]。济南[JiNan]市公署[GongShu]仍归省公署[GongShu]直属，市长朱桂山。
　　在扩大和健全道机构的同时，唐仰杜还出台了一系列县政建设的措施，进而通过县政推动基层组织的强化。

　　唐仰杜沿袭国民党政权[ZhengQuan]统治办法，将全省105县分为三等，视情形给予不同的要求和待遇。1942年后废除县等级制。为促进县政工作，省公署[GongShu]还采取了规划“县政模范地区”的措施。自1944年1月1日起，县、市公署[GongShu]改称县、市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
　　县政权[ZhengQuan]负组织基层组织之责。马良时期的区乡镇长制度（或称邻闾制度），不过是简单的连坐式管制。唐仰杜时期开始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保甲组织，并与区乡镇长制度密切结合，作为强化基层组织的主要措施。保甲制度是集地方行政、军事、经济活动为一体的组织制度，组织结构大体是：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及副保长；一乡或镇为联保，设联保主任。甲长由户长推选产生，保长以原有之村长充任，同一村庄有数保时，加设副保长，联保主任由乡镇长充任。各县保甲以县知事为最高监督长官，县警察所长承县知事之命，推行全县保甲事务，各区警察分所所长承县警察所长之命，推行各区保甲事务，监督该区内各联保主任，各联保主任监督各村保长，保长监督甲长，甲长监督甲内务户，以此层层负责以至于各户及每一个人。寺庙、船户、矿山、公共场所及分散住户分别编组为特殊保甲。这样，保甲便成为自上而下的统一的组织系统，这是保甲制度的职能之一。保甲还有组织武装的职能，规定保甲制度为民众的“自卫组织”，要编组保甲自卫团，保甲内凡年满18岁至40岁、身体健康、无特殊情形的男子均得入团。每甲编成一甲队，由甲长统率；保内各甲队编为一保队，由保长统率；乡或镇内各保队，编为一联保队，由联保主任统率；区内各联保队编为一区队，由警察分所长或区长统率；各区队合编为县自卫团，由县警察所长承县知县之命统率。自卫团以保队为单位，每年农闲时，施行1个月的训练，或择机时常进行3天至5天的短期训练。另外，保甲制度还有经济职能，与合作社组织结为一体，编查户口，催缴赋税等。总之，保甲制度编织了一个对广大民众实行严密统制的网络。省公署[GongShu]自1940年起在全省伪统区推行保甲制度，至1941年底，伪政权[ZhengQuan]能达到地区，保甲大致已全部编成，计347750甲，34481保，4008联保；保甲自卫团员，计716508人，步枪27103支，手枪1958支，其他杂枪土枪47000余支。
　　青岛特别市公署[GongShu]。1939年1月成立。市长赵琪1943年调离，姚作宾继任市长。日本顾问柴田弥一郎1940年8月调任回国，改由多田武雄继任。
　　行政机构的扩大和强化，带来人员的增加。为适应这种变化和需要，唐仰杜时期开始实行公务员制度，大批增用各级行政官吏。据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工作报告统计，1939年省公署[GongShu]所属科以上官员有100余名，1940年全省新任命各级职员2321人，1941年新任命1554人，1944年任命省公署[GongShu]各厅处及所属机关职员965人。以全省102个伪县政权[ZhengQuan]计，各级官吏当有数万之众。为加强控制，唐仰杜时期全面推行奴化吏治。
　　首先是从培训入手，训化行政、警务人员。培训的人员主要有两种，一是新招人员的培训，二是在职人员的调训。培训主要有省内、省外两条途径。在省内是省行政人员训练所和警察训练所，在省外是华北新民学院、华北行政学院。行政人员训练所负责训练一般行政人员及基层组织骨干，警察教练所负责培训警务人员。华北新民学院、华北行政学院是华北伪政权[ZhengQuan]培训省、道现职高级官员的机构，由省公署[GongShu]负责选送，每期约5至10人。通过以上方式和途径，伪政权[ZhengQuan]训育了一大批支撑其行政机构的骨干。
　　其次，广泛聘用日本人参与各级伪政权[ZhengQuan]机构，以保证日军[RiJun]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控制。省公署[GongShu]设顾问部，由最高顾问、顾问、顾问辅佐官等组成。日本顾问分布于伪政权[ZhengQuan]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各部门，操纵和监督伪政权[ZhengQuan]的活动。顾问之外还有日军[RiJun]直接指挥的特务机关进行幕后指导。实际上，日军[RiJun]设于各地的特务机关是伪政权[ZhengQuan]的直接指挥者，它不仅间接指挥省公署[GongShu]顾问部，而且向各道、县派出联络员，指挥和监督道、县政权[ZhengQuan]及其行政人员的活动。1938年日军[RiJun]就在济南[JiNan]和青岛建立了特务机关，负责组建和指挥伪政权[ZhengQuan]，嗣后又在烟台芝罘、益都、济宁等地设立特务机关，以加强对道、县的控制。1942年11月，日本政府设置大东亚省，专司中国及东亚各地的内政、外交事务，将伪政权[ZhengQuan]纳入日本政府的统辖之下，形成大东亚省指挥下的各种顾问一体操纵的状况。1940年，伪省公署[GongShu]任用日籍职员161人，1941年增至226人。
　　再次，加强对各级行政人员的考核。为督促各级行政人员为日人统治效力，省公署[GongShu]还加强了对各级职员的登记，定期的年中、年终考绩，分别等次，给予奖惩。对尽心效力者予以晋级、加薪奖励；对不尽心效力者则予以调免、撤职、开除甚至判刑等惩罚。
　　为压制、破坏山东[ShanDong]人民的抗日斗争，伪政权[ZhengQuan]还与日军[RiJun]勾结，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网络。属于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控制的主要有：新民会山东[ShanDong]省总会调查室，省警务厅设立的特务情报机构和与之相联络的道、市、县情报机构所组成的自上而下的情报网，警备队（保安队）设立于该组织内的自上而下的情报机构所组成的情报网等。
　　为适应日军[RiJun]对劳工的大量需求，伪政权[ZhengQuan]还大力组织输出劳工。山东[ShanDong]劳工输出，有两大渠道：一是附设于新民会的劳工协会，主要负责从“济南[JiNan]救国训练所”、“济南[JiNan]新华院”被关押的被俘、被捕军民中，挑选身体强壮者，送往日本、东北等地充当苦力。当年被关押于“济南[JiNan]救国训练所”的吴俊说，他在这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先后就有两批约150至160人被送到东北的煤矿做劳工（吴俊：《济南[JiNan]日军[RiJun]“救国训练所”见闻》，《济南[JiNan]日特机关罪行录》）。“济南[JiNan]新华院”，1943年夏一次送往日本广岛的劳工就有4个队，400至500人；1944年6月送去日本500人，9月，送去日本北海道1000余人；1945年2月又送往日本长崎600多人（《济南[JiNan]日特机关罪行录》第86、103页）。二是向社会招募。伪省公署[GongShu]是向社会招募劳工的主要组织者，建设厅第四科设有劳工股，调查、组织劳工出境是其业务之一。据伪省公署[GongShu]1940年工作报告称，该年济南[JiNan]各客栈组织劳工出境人数为105716名，其中自动出境者为50581名，招募者为55135名。其他各年均无具体统计数字。又据省公署[GongShu]1941年工作报告，该年7月华北劳工协会成立，11月1日在济南[JiNan]等地设立办事处、办事分处，办理出国出境劳工证发给事务。
　　建立和扩充伪武装也是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的一项重要任务。伪武装名目繁多，可分为正规军和地方军两部分。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建立和控制的伪武装主要是警察队和警备队（保安队）。
　　警察队，主要驻城镇等要地，司地方警备及公安事宜，武器装备以步枪为主。各级警察机构由省公署[GongShu]警务厅统辖，形成厅、署或所（市及特别行政区为署，县为所）、分署（所）、分驻所、派出所的自上而下的隶属系统。1938年1月马良组织维持会时，首设省会警察局。省公署[GongShu]成立后，改由警务厅掌管省会警察局（后改局为署，由省公署[GongShu]直辖）及各地警察署或所（初为局，后改署或所）统辖全省伪警察队和自卫团。至1939年8月，全省共设警察局（所）75处，官警7291人；1940年增至13951人；1941年计有警察署所106处，官警20100人；1942年增设分所177处，警察武装31256人。
　　警备队（保安队），初由旧有之保安队及警备队改编而成，后主要靠招募当地青年扩编，分为省、道、县三级。这是最主要的地方性伪武装，日军[RiJun]对其评价甚高，认为“县警备队是普及县政的推动力量，维持当地治安的骨干”，所以，给予大力支持。装备有步枪、轻机枪、手枪和自动步枪等，不足时，由日军[RiJun]给予补充。1943年5月，警备队改称保安队，统一整编，在华北由内务总署督办任保安总司令，各省省长任保安司令，各道道尹任保安指挥，各县县知事（县长）任保安队长。1938年8月组建的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警务厅警察总队是山东[ShanDong]省警备武装的前身。该总队置队长1人，下设3个大队，计583人，主要驻守济南[JiNan]，部分驻各县，战时随同日军[RiJun]外出“扫荡”，曾到过惠民、临清、南宫等地。1939年9月，伪政权[ZhengQuan]将各道保卫团改编为警备联队，县保卫团改编为警备队，辖2个大队、4个中队，计全省3080人。这是各道县警备队之肇始。1940年7月，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对全省警备武装再次改编，将省警察总队及各道警备队统一编为山东[ShanDong]省警备总队。总队部设于济南[JiNan]，置少将总队长，辖本队及9个支队。本队驻守济南[JiNan]，9个支队分驻除济南[JiNan]道外的9个道，总兵力为4126人。各县警备队不列入警备总队编制，仍各自独立。1940年县警备队兵力合计19303人。1942年后警备总队总队长由省长兼任。1943年5月后，警备总队、县警备队统改为保安队，省设保安司令部，省长兼司令，统一指挥全省保安武装。
　　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还按照华北日军[RiJun]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部署大力组织，参与了“治安强化运动”，以所谓“统筹军、官、民的总体力量”，加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出动伪警备部队，随同日军[RiJun]进攻抗日根据地。
　　伪山东[ShanDong]省公署[GongShu]经过唐仰杜的经营，逐渐建立健全了各种机构，1940年至1942年达到了顶峰，此后开始走下坡路，至1944年已显出腐败、离散倾向，1945年2月，唐仰杜调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工务总署督办，甩了个烂摊子给继任的杨毓珣。
　　杨毓珣，字琪山，安徽泗县人。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毕业。曾任江西警备队统领、北京大总统府侍从武官、北京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军事部军政署署长等职。后投靠国民政府，授陆军中将衔。抗战爆发后，跟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3月，汪伪政权[ZhengQuan]成立后，出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议员。1945年2月16日，接任伪山东[ShanDong]省长。
　　自1945年2月16日至8月15日日军[RiJun]投降，杨毓珣主掌伪山东[ShanDong]省政府整半年。这半年正是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走向瓦解、消亡的时期。所以，他不过是勉强支撑而已，终其任，除部分人事调整，无任何变动。各道道尹基本维持原任。曹州道尹朱经古调任后，无继任者，实际上该道于3月后基本放弃，控制区大为减少，除靠近交通线或有日伪驻军者外，县长多不能在境内视事。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随着日军[RiJun]的溃败，伪政权[ZhengQuan]迅即星散瓦解，伪职人员或离职或潜逃，伪武装四散解体，伪山东[ShanDong]省政府只剩下杨毓珣、朱经古等人看守。8月24日，山东[ShanDong]日军[RiJun]司令官细川忠康派其参谋长偕少佐参谋铃木及伪政权[ZhengQuan]代表朱经古等人由济南[JiNan]飞抵张店会晤国民党山东[ShanDong]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与国民党政权[ZhengQuan]建立联系。9月1日，日伪派铁路装甲车至龙山接何思源及随行入济，杨毓珣亲至济南[JiNan]车站迎接。9月22日，伪省政权[ZhengQuan]被正式接收。在此前后，李先良亦接收了伪青岛市政权[ZhengQuan]。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寿终正寝。
　　山东[ShanDong]伪政权[ZhengQuan]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它与侵华日军[RiJun]相勾结，在山东[ShanDong]近代史上形成了一个日伪统治时期。从1938年初算起，山东[ShanDong]日伪政权[ZhengQuan]存在了7年又9个余月。在这将近8年的时间里，伪政权[ZhengQuan]经历了初建、扩张、顶峰、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以及马良、唐仰杜、杨毓珣三任伪省长的交替，在其达到顶峰的1940年至1942年间，建立了10个道政权[ZhengQuan]、102个县政权[ZhengQuan]，建立了伪青岛特别市政权[ZhengQuan]，魔爪几乎伸至全省各个县城及重要乡村。
　　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伪政权[ZhengQuan]搜罗了一批汉奸、奴才，与日军[RiJun]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横行乡里，烧杀淫掠，捕劳工，挖壕沟，筑碉堡，修集中营，建封锁线，实行残酷的军事屠杀、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他们是民族的败类，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